［疏］“至鲁”至“坏宅”。○正义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汉景帝之子名馀，封於鲁，为王，死谥曰共。存日以居於鲁，近孔子宅。好治宫室，故欲裒益，乃坏孔子旧宅，以增广其居。於所坏壁内得安国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是科斗文字。王虽得此书，犹坏不止。又升孔子庙堂，闻金锺石磬丝琴竹管之音，以惧其神异乃止，不复敢坏宅也。上言藏家书於屋壁，此亦屋壁内得书也，亦得及传《论语》、《孝经》等。不从约云“得《尚书》”，而烦文言“虞夏商周之书”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直云“书序”，皆无“尚”字，故其目录亦然，故不云“尚书”而言“虞夏商周之书”。安国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内所无，则书本无“尚”字明矣。凡书，非经则谓之传。言“及传《论语》、《孝经》”，正谓《论语》、《孝经》是传也。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也。以《论语》、《孝经》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所以异於先王之书也。上已云“坏孔子旧宅”，又云“乃不坏宅”者，初王意欲坏之，已坏其屋壁，闻八音之声，乃止，馀者不坏，明知已坏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坏宅”耳。
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隶音丽，谓用隶书写古文。二十五篇谓《虞书·大禹谟》，《夏书·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周书·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合旧音閤，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遥，本又作繇。盘，步干反，本又作般。复，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谓《虞书·汩作》、《九共》九篇、《膏饫》，《夏书·帝告》、《釐沃》、《汤征》、《汝鸠》、《汝方》，《商书·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周书·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时掌反。
［疏］“悉以”至“能者”。○正义曰：既云王不坏宅，以惧神灵，因还其书。已前所得，言“悉以书还孔氏”，则上“传《论语》、《孝经》”等皆还之，故言“悉”也。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经秦不用，故云废已久矣，时人无能知识者。孔君以人无能知识之故，己欲传之，故以所闻伏生之书，比校起发，考论古文之义。考文而云“义”者，以上下事义推考其文，故云“义”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内定可知识者为隶古定。不言就伏生之书而云以其所闻者，明用伏生书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谓并伏生书外有可知，不徒伏生书内而已。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由此故谓孔君所传为古文也。古文者，苍颉旧体，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汉志》及许氏《说文》，书本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声，江河；四曰会意，武信；五曰转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长。此造字之本也。自苍颉以至今，字体虽变，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苍颉以至周宣，皆苍颉之体，未闻其异。宣王纪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号曰篆籀，惟篆与苍颉二体而已。卫恒曰：“苍颉造书，观於鸟迹，因而遂滋，则谓之字。字有六义，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绝矣。”许慎《说文》言自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亡新居摄，以应制作，改定古文，使甄丰校定，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内书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由此而论，即秦罢古文而有八体，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书并八体，亦用书之六体以造其字。其亡新六书於秦八体，用其小篆、虫书、摹印、隶书，去其大篆、刻符、殳书、署书，而加以古文与奇字，其刻符及署书盖同摹印，殳书同於缪篆，大篆正古文之别，以慕古故乃用古文与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苍颉之体，故郑玄云：“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郑玄知者，若於周时秦世所有，至汉犹当识之，不得云无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证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体六书自大篆，与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绝”，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书古文与虫书本别，则虫书非科斗书也。郑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总指六书象科斗之形，不谓六书之内“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简写之”，明留其壁内之本也。顾氏云：“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内古文篇题殊别，故知“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之者，盖以老而口授之时，因诵而连之，故殊耳。其《盘庚》本当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诰》以一时之事，连诵而同卷，当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误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盘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凡五篇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加序一篇为五十九篇，云“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为四十六卷”者，谓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毕”，不更云卷数，明四十六卷故尔。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见安国明说，盖以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故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内有《太甲》、《盘庚》、《说命》、《泰誓》皆三篇共卷，减其八，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诰》、《酒诰》、《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则又减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减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诰》乃与《顾命》别卷，以别序故也。“其馀错乱摩灭”，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复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己用竹简写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后生可畏，或贤圣间出，故须藏之以待能整理读之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扌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为，于伪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扌采，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畅，丑亮反。
［疏］“承诏”至“将来”。○正义曰：安国时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讫，当以闻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以注者多言曰“传”，“传”者，传通故也。以“传”名出自丘明。宾牟贾对孔子曰“史失其传”。又《丧服》儒者皆云子夏作传，是“传”名久矣。但大率秦汉之际，多名为“传”；於后儒者以其传多，或有改之别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当时之意耳。说者为例院“前汉称传，於后皆称注”，误矣。何者？马融、王肃亦称注名为“传”，传何有例乎？以圣道弘深，当须详悉，於是研核精审，覃静思虑以求其理，冀免乖违，既顾察经文，又取证於外，故须广博推考群经六籍，又捃拾采摭群书之言，以此文证造立训解，为之作传。明不率尔。虽复广证，亦不烦多，为传直约省文，令得申尽其义。明文要义通，不假烦多也。以此得申，故能遍布通畅《书》之旨意，是辞达而已，不求於烦。既义畅而文要，则观者晓悟，故云庶几有所补益於将来，读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几，冀也。《尔雅》有训。既云“经籍”，又称“群言”者，“经籍”，五经是也；“群言”，子史是也。以《书》与经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时有所须，故云“采摭”耳。案孔君此传辞旨不多，是“约文”也。要文无不解，是“申义”也。其义既申，故云敷畅其义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书》之为言多须诂训，而孔君为例，一训之后，重训者少，此亦约文也。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为，于伪反，又如字。见，贤遍反。冠，工乱反。巫蛊，汉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蛊败戾太子，故经籍道息焉。巫音无。蛊音古。贻，以之反。
［疏］“书序”至“隐也”。○正义曰：孔君既言己立传之意，又当斟酌所宜。而《书序》虽名为序，不是总陈书意泛论，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厕於正经，故谦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须从利益而欲分之，从便云序，序所以当篇为作此书之意，则是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意义显见。既义见由序，此序宜各与其本篇相从附近，不宜聚於一处。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见。序既分散，损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诏而作，作毕当以上奏闻知，但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好爱经籍之道灭息，假奏亦不能行用，为此之故，不复以此传奏闻。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惟自传於己之子孙，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后世必行，故云若后世有好爱古道、广博学问、志怀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与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传不隐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蛊”者，《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郑玄注云：“左道谓巫蛊之属。”以非正道，故谓之左道。以蛊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蛊。蛊者总名。《左传》云：“惑蛊其君。”则蛊者怪惑之名。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厌俗之为魅，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依《汉书》，此时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术。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蛊气。”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为此，以江充故为陷己，因而杀之。而帝不知太子实心，谓江充言为实，即诏丞相刘屈氂发三辅兵讨之。太子看长安因与斗，不胜而出走，奔湖关自杀。此即巫蛊事也。言“不隐”者，不谓恐隐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惧其幽隐，人能行之使显，为不隐蔽耳。易曰：“谦谦君子。”仁者好谦，而孔君自作揄扬。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睹此言，知己传是深远，因而有所晓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谦也。亦犹孔子曰：“何有於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