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疏］正义曰：《顾命》云：“越玉五重，陈宝。”即以赤刀、大训在西序，是“宝之，以为大训”之文。彼注以典谟为之，与此相当。要六艺皆是，此直为《书》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时宝之，此知历代者，以坟、典久远，周尚宝之，前代可知，故言“历代”耳。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书”也。○正义曰：以坟、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与坟、典文连，故连而说之，故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且为於下见与坟、典俱被黜削，故说而以为首引。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谓之“八索”。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谓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风气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见於此书，故谓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说”，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当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此“索”谓求索，亦为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谓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传》亦或谓之“索”，说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义多如山丘，故为聚。《左传》或谓之“九区”，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义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动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风气所宜”者，亦与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与不生，由风气所宜与不宜。此亦《职方》、《禹贡》之类。别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贡》之“厥贡”、“厥篚”也，“风气所宜”若《职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坟”、“典”及“索”不别训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训既难，又须别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训之，於下结义，故云“皆聚此书”也。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绮反，刘琴绮反。相，息亮反。倚相，楚灵王时史官也。
［疏］“春秋”至“遗书”也。正义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坟、典、丘、索而谓之，故引成文以证结之。此昭十二年《左传》楚灵王见倚相趋过，告右尹子革以此辞。知“倚相”是其名字，盖为太史，而主记左动之事，谓之“左史”。不然，或楚俗与诸国不同，官多以左右为名，或别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问《祈招》之诗而不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彼以为倚相不能读之。此云“能”者，以此据《左传》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读，事亦无妨，况子革欲开谏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读也。言此坟、典、丘，索即此书是谓上世帝王遗馀之书也。以楚王论时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遗书”。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总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删，色奸反。
［疏］“先君”至“九丘”。○正义曰：既结申帝王遗书，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计以周灵王时生，敬王时卒，故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灭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书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谓之“文籍”；因史所书谓之“史籍”；可以为常，故曰“典籍”，义亦相通也。但上因书契而言“文”，下伤秦灭道以称“典”，於此言“史”者，不但义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后代好事者作，以此惧其不一，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先言“定《礼》、《乐》”者，欲明孔子欲反於圣道以归於一，故先言其旧行可从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减削曰“删”，准依其事曰“约”，因而佐成曰“赞”，显而明之曰“述”，各从义理而言。独《礼》、《乐》不改者，以《礼》、《乐》圣人制作，已无贵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旧章”者，即《礼》、《乐》、《诗》、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职方”与“黜八索”、“除九丘”相对，其约史记以删《诗》、《书》为偶，其定《礼》、《乐》文孤，故以“明旧章”配之，作文之体也。易亦是圣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礼》、《乐》，人之行事，不须云“定”。又因而为作《十翼》，故云“赞”耳。易文在下者，亦为“黜八索”与“除九丘”相近故也。为文之便，不为义例。孔子之修六艺，年月孔无明说。《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反鲁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吊，则致仕时年七十以后。“脩”，述也。《诗》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举全数计。《职方》在《周礼·夏官》，亦武帝时出於山岩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见。以孔君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见为。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坟、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坟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坟、典书内之正尚有去者，况书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与“除”其义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赞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兴，孰有所废故也。《职方》即《周礼》也，上已云“定《礼》、《乐》”，即《职方》在其内。别云述之，以为“除九丘”，举其类者以言之。则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书以述之。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断，丁乱反。讫，居乙反，又许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浅反。撮，七活反。机，本又作几。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十一篇亡。谟，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摄二，十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
［疏］“讨论”至“百篇”。○正义曰：言孔子既惧览之者不一，不但删《诗》、约史、定《礼》、赞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讨整论理此三坟、五典并三代之书也。《论语》曰：“世叔讨论之。”郑以“讨论”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义亦当然。以书是乱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坟、典周公制礼，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盖随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时，坟、典已杂乱，故因去之。《左传》曰“芟夷蕴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诗》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据全代、全篇似草随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喾己上三典、三坟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虽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辞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为“翦截”也。“举其宏纲”即上“芟夷烦乱”也，“撮其机要”即上“翦截浮辞”也。且“宏纲”云“举”，是据篇、代大者言之；“机要”云“撮”，为就篇、代之内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纲”者，网之索，举大纲则众目随之。“机”者，机关，撮取其机关之要者，“断自唐虞以下”者，孔无明说。《书纬》以为帝喾以上，朴略难传，唐虞已来，焕炳可法。又禅让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义或然。“典”即《尧典》、《舜典》，“谟”即《大禹谟》、《皋陶谟》，“训”即《伊训》、《高宗之训》，“诰”即《汤诰》、《大诰》，“誓”即《甘誓》、《汤誓》，“命”即《毕命》、《顾命》之等是也。说者以《书》体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贡、歌、范四者，并之则十矣。若《益稷》、《盘庚》，单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举其机约，亦自征、贡、歌、范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据序而数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误有所由。以前汉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而为纬者附之。因此郑云：“异者其在大司徒、大仆正乎？此事为不经也。”郑作《书论》，依《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以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黄帝玄孙，以为不可依用。今所考核《尚书》，首自舜之末年以禅於禹，上录舜之得用之事，由尧以为《尧典》，下取舜禅之后，以为舜让得人，故史体例别，而不必君言。若《禹贡》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禅之后无入《夏书》之言。是舜史自录成一法，后代因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