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能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决定是否能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人们常常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乾坤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时机。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１８０６年在耶纳附近霍亨洛黑侯爵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带领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差不多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试用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一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概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被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战势。假如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样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出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恰恰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刚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也许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也往往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为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到底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局势的不利局面？
假如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
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也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是，只有在这个地点非常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能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所有的场合，特别是在即使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渐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好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胜负已定的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是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假如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一样也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真正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就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对方利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能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到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尤其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法国军队，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出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能够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队形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将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也许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并且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作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能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除此之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我们还必须指出，黑夜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象１８１４年３月１０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的例子，是不多见的。一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所以，黑夜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为容易，而是更为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即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可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在这里我们研究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围。我们只是由于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因此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能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反而也可能削弱攻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常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去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通常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都会带来出其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失败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敌人的兵力，在战斗初期，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因此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未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所以，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就似乎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假如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因而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到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倘若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与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对抗，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很强大，以至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弥补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或许还有更大的收获，但绝对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有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因此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延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足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就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而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能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之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但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所以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假如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利品和战场，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所有力量都将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在胜利的情况下敌人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成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掉的兵力的懊恼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决定性的优势，并且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之前就扭转不利的局面，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１７６０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试图去援助他。可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然而却没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的浴血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当避免的。
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已经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可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互相抵触的。这种感情，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扬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运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可是，规模较大的会战常常都是由很多其他原因，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１８１４年２月１４日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之后三天，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盼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于是他那种高贵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相反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如果只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非常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它们所占据的空间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即使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进行分别战斗。因此，这种配置属于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遣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能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常常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与银币。
第八章｜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格斗就是完全地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许多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了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然而，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这些目的永远属于更大的整体，并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条件和政治目的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因而，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系。”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和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依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全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中，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有可能进行会战。
假如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疑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据优势；然而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以及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类似。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可以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那就既不适宜于进攻也不适宜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渐渐减少，但却一直继续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并且逐渐普遍起来。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能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再象魔法那样能够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约束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去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假如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很有利。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实他仅仅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抛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能避免战斗。如果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有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可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后退，那就说明他希望会战，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事实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去进行战斗的。然而进攻者常常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尤其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却极为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后退，或者后退十分困难，所以宁可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能看作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１７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卡尔大公于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易于退却。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有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假如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会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原因。
总的说来，上述情形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总是少见的。而采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比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