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役之制，三代详矣。汉法郡国上计，岁登其民于宰相，副在太史，所以施政教而行征令也。连横曰：国者民之国也，与民治之。是故管仲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商君用秦，立保甲以厉耕战，故能有胜于天下。然必先明其民数之多寡，力役生产乃可得而平也。台湾为荒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人之至者已数千人。及荷兰来，赋课丁税，每丁四盾，领台之初，岁收三千一百盾，其后增至三万三千七百盾，盖移殖者众，而入款亦巨也。郑氏因之，每丁改为六钱，熟番如之。其时航海而至者十数万人，是皆赴忠蹈义之徒，而不忍为满州臣妾也。故其奔走疏附者为主户，而商旅为客户，肇启土宇，式廓版图，以保持残局，汉族之不奴者仅此尔。永历三十四年，嗣王经弃金、厦，来者尤众。华人之在吕宋者，久遭西人之暴，前后戾止，皆抚拊之，给其田畴，乐其生业，故有久居之志。使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后，可以光复故国，抑且奄有海邦。而南风不竞，以至于亡，痛哉！清人得台之时，志称旧额户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七，口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人，岁征银八千零六两零三钱二分。是必有所谬误，不然何其鲜耶。考施琅疏陈海上情形，谓查自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人，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挈去水陆官兵眷口三万有奇。康熙三年，郑经复挈去六七千人。以此计之，则台湾之人殆十万，何以仅为一万六千余人。且琅之疏亦有未确者，郑氏陆师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有七万二千，加之以四民，应倍其数。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不然以一万六千余人，仅不过一乡，而奏设三县，何其夸耶。盖志之所载，仅举丁税而言尔。清例凡有家眷者为一户，男子年至十六者为成丁，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而妇孺为口。是时移殖之人多无家眷，丁男或流落四方，躬耕岩穴，编查不及，故若是其少。丁税之制，即古之庸，所以任国之役也。是故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而役以用力，国之经也，民之义也，故社番男女亦课之。旧例壮番每丁征米一石七斗，少番一石三斗，番妇一石，而教册会廨番丁与番妇同。归化八社，有人三千五百九十二，岁共征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克台之岁，旨下福建督抚，凡渡台者禁带家眷，而琅亦请申海禁，不许惠、潮之人入台，故多漳、泉人。然利之所在，人所必趋，况以新启之地，原田？？？？，何从而禁之哉。
康熙五十二年，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四年，定豁番妇丁税，少壮番丁改为一律，每粟一石折银三钱六分，共征银二千十六两九钱三分六厘。乾隆元年，诏曰：“朕爱养元元，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闻福建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矣。查内地每丁徵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余，民间未免竭蹶。着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徵银二钱，以舒民力。”于是岁征三千七百六十五两余，约减旧额之半。二年，又诏曰：“台湾番黎大小共九十六社，每年输纳之项，名曰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有余及五六钱不等。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所输番饷即百姓之丁银也，着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余悉行裁撤。该督抚可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实力奉行，务令番民均沾实惠。又闻澎防、淡防两厅均有额编人丁，每丁征银四钱有零，从前未曾裁减，亦着照台湾四县之例以行。”于是岁征番饷三百四十九两，较旧更减六倍有奇。先是，淡水设厅，仅由彰化拨归丁口十一，岁征银五两二钱三分六厘。而数年间，开垦竹堑各地，至者骤增，多至数万人，编审未备，故若是之少也。十二年，诏各府县丁银匀配田园，按亩征输。于是上田匀配四厘一毫八丝六忽，中田四厘三毫八丝一忽，下田四厘六毫三丝九忽，上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