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
“银扣！”
“康布拉的木鞋是不会原谅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假装没看见马拉，谈着别的事。桑托纳克斯对迪索尔说：
“你知道吗，迪索尔？”
“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埃内伯爵。”
“他曾经和前公爵德·维勒鲁瓦一起坐牢。”
“不错。”
“我认识他们两人。怎么了？”
“他们胆战心惊，一看见监狱看守的红色无檐帽就鞠躬，有一次他们还不肯玩皮克牌，因为牌上有国王和皇后。”
“后来呢，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
“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很勇敢。”
迪索尔感慨道：
“死比生容易呀。”
巴雷尔正在宣读一份报告，内容是旺代的叛乱。莫尔比昂派出了九百人和一些大炮去支援南特。勒东受到农民的威胁。潘伯夫遭到攻击。海军监视船在曼德兰附近游大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卢瓦尔河左岸全都是保皇党的炮队。三千农民控制了波尔尼克，喊道：“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是桑泰尔致国民公会的信，信的结尾如下：“七千农民攻打瓦恩，被我们击退了，我们缴获了四门大炮……”
“多少俘虏？”一个声音打断说。
巴雷尔继续念……附言：“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他没有听，仿佛在专注地思考一件严重的事。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手指间控揉着。谁要是展开它，就会看到莫莫罗的这几行字，它们大概是对马拉的探询的回答：
①《箴言报》第十九卷，八十四页。
对特派员的绝对权力，简直毫无办法，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都比国王还厉害。”但这话也无济于事。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目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勒军中的帕兰、尼奥尔军中的米尼埃，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帕兰为准将（旅长），一切都说是形势所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使主将无法行动。
马拉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放回衣袋，慢慢朝蒙托和夏搏走去，那两人还在聊天，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
“不管你是马里邦还是蒙托，你听我说，我刚从救国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派一位教士去监视一位贵族。”
“呵！”
“像你这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托说。
“派一位教士去……”
“你这样的教士。”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说清楚一点。”蒙托说。
“是这样的。一位叫西穆尔丹的教士作为全权特派员被派到一位叫戈万的子爵身边去。这位子爵指挥着海岸军的远征队。因此既要防止贵族弄虚作假，也要防止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嘛，”蒙托说，“只要事关生死就行了。”
“我正是为这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头来。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很少来开会。”
“医生嘱咐我沐浴。”马拉回答说。
“别太相信沐浴了。”夏博说，“塞内克①就是沐浴时死的。”
①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曾是暴君尼禄的家庭教师，后受到尼禄贬谪，自杀而死。
马拉微微一笑：
“夏博，这里没有尼禄。”
“这里有你。”一个粗嗓子说。
这是丹东，他正经过这里去他的座位。
马拉没有回头。
他在蒙托和夏博两张脸中间俯下头说：
“听我说，我来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三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今天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一项议案。”
“我不干。”蒙托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是候爵。”
“我呢，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嘉布遣会修士。”夏博说。
“至于我，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马拉。”
一阵沉默。
马拉满腹心事，不愿回答询问，但是蒙托还是大胆地提出了问题：
“马拉，你想要什么法令？”
“任何军事领袖，一旦放跑了反叛分子俘虏，一律判死刑。”
夏博插嘴说：
“这项法令已经有了，是在四月底通过的。”
“那就是说，有等于没有。”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地区，哪里都有人放跑俘虏，而且我们也没惩罚他们的避难所。”
“马拉，这是因为这项法令失效了。”
“夏博，那就应该让它重新生效。”
“当然。”
“因此应该在国民公会上讲讲。”
“马拉，大可不必，救国委员会就足够了。”
“如果救国委员会在旺代的所有市镇张贴这项法令，再挑两三个惩办对象，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蒙托说。
“要挑大人物，”夏博说，“挑将军。”
马拉低声说：“的确，这就够了。”
“马拉，”夏博又说，“你自己去找救国委员会吧。”
马拉盯着他，即使对夏博来说，这也不是愉快的事。
“夏博，”马拉说，“救国委员会是在罗伯斯比尔家，我不去他家。”
“那我去吧。”蒙托说。
“好的。”马拉说。
第二天，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出命令，要求在旺代地区的城镇村庄张贴这项法令并严格执行：凡是与土匪及叛乱分子越狱逃跑有牵连者一律处死刑。
这项法令只是第一步，国民公会后来走得更远。几个月以后，共和二年雾月十一日（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由于拉瓦尔城开门接纳旺代逃亡者，国民公会通过法令：任何接纳叛乱分子的城市都将被夷为平地。
另一方面，欧洲的王公们在布伦瑞克的宣言——它是由流亡贵族授意，由奥尔良公爵的总管兰农侯爵起草的——中声明：手执武器的法国人都将被枪决；如果国王掉一根头发，巴黎将被夷为平地。
一方是残忍，一方是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