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
案史通原文续成十志下云：“会董卓作乱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明本无“及”字，此从通释。”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着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所谓董卓作乱西迁者，谓初平元年三月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也。隋书牛弘传云：“孝献徙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载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经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乱云云，即本于此，惟改西京为两京，非是。”蔡邕所著汉记之散逸，盖由于此。邕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案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乱。董卓传言傕、汜共追乘舆，大战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据献帝纪。”此迁都长安后图书之又一厄也。蔡邕所著，或散于此时，亦未可知。史通所言，与后汉书年月不同，情状亦异。知几盖别有所本，今亦莫详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杨彪所著，知几似皆未见其书，故并不言篇数，与叙班固、刘珍等异。然灵帝纪即邕所作，而隋志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灵纪尚存，邕所奏上十志之章，刘昭律历志注载其全篇，不遗一字。“在本志末。”邕虽有“分别首目，并书章左”之言，实未录其篇目。而章怀注邕传节录其文，末忽多出“有律历志第一、礼志第二、乐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车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以为乃章怀就当时所有者言之，非邕书辞，是也。“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知几与章怀同时，不应所见本有异。然则邕所作纪志，并未全亡，当时虽为王允所恶，未见录以继后史，而隋、唐之际，则其残篇已编入汉记矣。“今聚珍本有灵帝纪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独天文志全阙耳。”杨彪所注记，知几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有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无“传”字，凡二条：一条言“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言“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无绍传。”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传，必出彪手无疑。知几不容不见，而竟不言其篇数，盖与蔡邕残稿，即在刘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内，知几虽未暇检点，然亦知中有邕、彪之作，故补叙之于后，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又案：蔡邕奏上十志章“续汉律历志注引作蔡邕戍边上章。”云：“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则与邕同撰志者，刘洪之外尚有议郎张华，此亦提要所未知者。华即邕本传所言与邕及杨赐、马日磾、单扬同被召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问灾异者也。
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洛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
案后汉书安帝纪云：“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引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提要于出处不详，故复引焉。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曰：“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曰：“哀帝使歆嗣其前业，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言后汉于兰台校定群书，犹依七略之部分也。”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隋志序略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见后汉书杨终传。”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提要之言，全本史通。
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
案新唐志著录此书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然旧唐志实作一百二十七卷，此虽仅于目录有不入卷数与入卷数之分，其书并无异同。但提要竟混称新、旧志，不加分别，则非也。刘知几史通作于中宗神龙时，“自叙云：“今上即位，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则天实录撰于神龙二年。”所见汉记尚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阙佚，仅除目录不数耳。旧唐志钞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见志序。”相去不过十余年，而此书竟佚去十六卷者，盖煚但据集贤书院官本著录，其实民间所藏，固不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当唐昭宗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云：“东观汉记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讫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而件犹华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训，而，如也。”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书百四十二卷。”考之续日本纪，“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备其姓，真备者其名，“续纪卷十六云：“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于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为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实唐玄宗之天宝十载也。其至长安当在次年。及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自唐归国，船着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则为唐之天宝十三载矣。集贤院为天子藏书之处，唐六典卷九云：“集贤所写，皆御本也。”是也。真备既得见其书而亲检之，而其本仅百二十七卷，可见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书录之所载，即是此本矣。真备多处营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系民间之所藏，宜其不著录于两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当是别一残本，与两本皆不同。真备访得之后，以与两本互校，删除复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国现在书为百四十二卷耳。其书视隋志卷数所阙无几，且已溢出集贤院本之外，而真备犹复多处营求，岂必欲其一卷不阙耶？抑偶闻汉记残缺之言，误以为隋志所载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谓残缺者，谓蔡邕所著散逸不全，杨彪亦未能尽补，故憾其残缺无成，非谓魏、晋以后有所亡失也。此将于何处求之乎？日本所得此书，远过于唐中秘所藏，可谓艺林之星凤。然彼国所有中国古籍，今已先后并出，而不闻有此书，则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杨文公谈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语，命以牍对，云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又云：“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此非彼国人所撰，寂照误也。”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集之类，多至不可胜数。”按寂照所对，虽不足以尽彼国储藏之全，然既举及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诸短书，使东观汉记而在，宁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则真备之所营求，佐世之所著录者，盖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详考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