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盐铁判官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亟上羡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预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执政以来，屡贬言者，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良，以泄己怒。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今以疾归，尚贪权势，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议军国大事。”从之。襄又言：“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臣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其韩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听辞让，各授恩命。”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龟鉴》曰：乾兴以来，维持公论，收拾善类，为寇之朋者拔茅类进，为丁之朋者草蔓尽除。斥丁谓，罢冯拯，逐王钦若。而张士逊之进由曹利用，既用而旋罢。王曾以攻丁谓而相之，李迪以异丁谓而召之，张知白以尝不阿钦若而亦擢之。召宋绶，召仲淹，虽微而献可，亦被显擢。罢张耆，罢夏竦，虽大而夷简，亦解相位。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实惟其时。而况迩英三十五事之书有曰：“进静退，求忠正，无非所以辨君子。”有曰：“杜希旨，斥谄佞，无非所以别小人。”高若讷之不可用，则目以不肖；林瑀之贡佞，则随见屏逐。察钦若之奸，知安石之诈，旌别淑慝，了不可欺。
五月，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枢密副使范仲淹言：“国子博士许元可独倚办。”辛未，擢元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至则命濒江州县留三月粮，余悉发之，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乙亥，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贵静，今数震摇，得非兵兴民劳之致乎？宜诏本路转运经略司安恤百姓，毋得辄弛边备。”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然朝廷重于特遣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前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当准此。“辛巳，上谓辅臣曰：”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尝不留意。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答天意。“丁亥，置武学于武成王庙。戊子，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讲义》曰：读文帝、太宗纪，则多灾异，读武帝、宣帝纪，则多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捐“杰按：捐，疑为“损”之误。”文帝、太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黄龙神爵，亦何益于武帝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灾异之多，惟仁皇之世为屡见。惟我仁祖减膳撒乐，旱而撒盖，雨而徒跣，其祷祈之切至，露立于坛陛，其训辞之切至。移灾于朕躬，是以天鉴其诚，民感其仁，而庆历之灾异，转为四十二年之和气。王安石论仁宗之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获天助。“以王氏倡为”祖宗不足法“之说，而仁宗之所以格于天者，岂奸言之所能掩哉？
辛卯，筑钦天台于禁中。谏官欧阳修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人才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韩琦、范仲淹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召乱。推择之际，不可不谨。虽曾诏臣僚各举所知，或举主非贤，则多谬荐。臣等欲乞圣慈特降诏书，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簿尉中举有出身三考已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或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当议旌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并与同罪。所贵生民受赐，寇盗自息。“从之。
六月甲辰，诏曰：”议者多言天下茶盐矾铁铜银坑冶之有遗利，朕惧开掊克之政，常抑而弗宣，虑有过而伤民者。转运司其谕所部官吏条上利害以闻。“初议欲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既而范仲淹以为”茶盐商税之人，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见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竦既至亳州，因上书自讼凡万余言，诏付学士批答。孙抃为之辞，略曰：”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行实。“竦见之甚恨。御史中丞王拱辰请遇朔望日退御后殿，召执政之臣赐坐，以讲时政得失。上曰：”执政之臣，朕早暮所与图事者。至于从容开述，虽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他有所陈，或朕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丙子，给事中、参知政事王举正为礼部侍郎、知许州。初，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以仲淹代之。上从其请。丁丑，以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力陈所以辞避之意，且曰：”愿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上许焉，乃复以诰命送中书。弼因乞补外，累章不许。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东亦当为备。中师尝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云。乙酉，元昊复遣吕你为定幸，舍寮黎罔聿瑰，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请凡十二事，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合对于上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上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上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欧阳修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因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枢密副使韩琦上疏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条列以献，其大略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事，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八事，大略谓当今救弊之术，不过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上嘉纳之。
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诰田况言：”有唐两省自谏议大夫至拾遗、补阙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谏官随而入，有所缺失，即时规正，其实皆中书、门下之属官也。今谏议大夫无复职业，自司谏、正言、知谏院皆遗补之任，而朝廷责其言如大夫之职矣。而地势不亲，位序不正，在朝廷间，与众人同进退，非所以表显而异其分也。兼王素、欧阳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谏院，居两省之职而不得预其列，于礼未便。“诏送两制详定。学士承旨丁度等乞今后比直龙图阁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内朝。从之。况尝面奏事，论及政体，帝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论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实而生，非徒好而至也。尧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鸿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纤晦者，有实美而然也。陛下倘奋乾刚、明听断，则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摄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风俗，则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悦亮直，恶谀媚，则有纳谏之名；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侥幸，则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为，则天下何所望乎？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忠谊之训曰名节，此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纪纲，人伦之大本也，陛下从而非之，则教化微，节义废，集诟无耻之徒争进而劝沮之，方不行矣，岂圣人率下之意耶？“己亥，出内藏库绸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用韩琦之言也。丁未，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犹欲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