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政是明朝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运舟率由大江至。洪武三十年，惟海运辽东以供军饷。太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泝白河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由卫河至通州。〔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一《漕渠表》，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杨宏刻本。”永乐初年河、海兼运，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开通后罢海运，南方漕粮主要由运河北上。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对于明代漕船的修造和管理，《漕船志》保存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一、《漕船志》的四次编修
《漕船志》是记载明代漕船的一部专志，因所记以清江船厂为主，所以又名《清江漕船志》。《漕船志》明代有四修，弘治十四年席书创编，《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题为“席书《漕船志》一卷”；嘉靖二年丁瓒《重修清江船厂志》，嘉靖十一年邵经济《济漕志补略》，嘉靖二十三年朱家相《增修清江船厂志》。今流传下来的版本，仅有民国三十年上海玄览居士辑《玄览堂丛书》，据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刊本影印。
席书，字文同，遂宁（今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嘉靖元年（1522）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席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另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五《内阁四·席书》，上海书店1986年10月版。以“议大礼”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著有《漕船志》、《春秋论》、《大礼集议》、《救荒策文集》、《元山文集》等。弘治十一年（1498）至十四年，席书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厂，其间编次《漕船志》。丁瓒，字敬夫，直隶丹徒（今江苏丹徒）人，进士，历官按察司副使。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元年，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来视厂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或阙如也，乃重加修订”。〔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蔡昂《重修清江漕船志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邵经济，字仲才，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历官知府，嘉靖九年（1530）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厂，嘉靖十一年作志补。朱家相，字伯邻，号南川子，归德（今河南商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来莅厂事，复增修焉”。〔明〕潘埙：《增修清江漕船志叙》。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席书、丁瓒、邵经济编撰的《漕船志》其版本今虽已不存，但从增修本及流传下来的序和凡例，仍能窥知《漕船志》四修体例内容以及明代漕政的变化。据席书《漕船志叙》云：“皇明舟楫挽运，南北会通……国家既迁河朔以控天下之大势，而江南之粟不可废也。首览群议，一浚真楚诸湖，引江舟以入淮，再浚徐吕二洪，引淮舟以入济，最后疏汶河达清卫漳御，而济舟长抵于直沽。因罢海运，改从内河，而济利之具，场厂之设，实先务也。乃于淮安南清河、山东北清河设二厂，以提举舟事，百年于兹。长江大河一气流通，漕舟南来，远自岭北，辐辏于都下，君子占人国家之盛，于此可见其大者。故昔有远人入贡者，见吾舳舻千里，谓丑类曰：‘中国之樯橹多［于］小夷之甲兵，吾曹敢异志乎？’由是观之，漕舟所系，匪惟控御南北，所以跨四海而肃百蛮者，亦尚倚壮于斯”。因此“承朝命来领淮厂，暇，于建始之由，兑运之次，造作之地，计艘之数，岁运之额，财计之所用，运道之所经，与夫漕卒之利病，积年之事宜，凡关于舟事者，考寻故典，采拾大要，编次一帙，名曰《漕船志》”。〔明〕席书：《漕船志叙》，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说明《漕船志》编修的意义和记述的主要内容。
蔡昂在丁瓒《重修清江漕船志序》中谈到：“清江漕船厂故有志，作于弘治间，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冬官郎丁君敬夫来视厂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阙如也，乃重加修订。又比郡史例，以地产、文献附焉……国家设专官以理运舟，处之上游，比其材美，又分郎署以监之……予窃悲夫兵民交困，而骫法者之百出也。议者谓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当之，其后漕卒当之，至不得已始征税于商。夫商与漕犹夫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堪而移之商，岂得已哉！今商征不减，而漕困未纾，当事者有忧焉。而于是书也，三致其意矣。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为蠹者而已。天下之事坐视其弊而不为之所，则其后渐不可为，或遗智者之忧，且启好事者更张之过，以其狃于积习也。一旦从而爬梳之剔抉之，则众必不乐而怨谤乘之，以起守不足者，或怵于利害而沮于中道。夫不为以益其弊，与能为而不克终，斯二者皆过也。乃若深知其故而慎为之图，施为本末，具有定论，不亟始而亦不怠于终，惟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夫为清江三年，盖用此道。虽间有沮挠，而自信不惑。其为斯志，皆身所已试，而意所独得者。承其后讲而行之，未必无补也。”〔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分析了重修漕船志的时代背景和记述的变化。
邵经济“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兹役，而岁深焉。疲神殚虑，或摅一得于兴革者，一遵昔贤元山公建置。《漕船志》之纪陈，不敢执一私见，生一厉阶。虽然能必其弗眚，载师梗后役不耶？于时代矣、事往矣，委诸，或曰心之郛也，存于政，政之绪也，昭于纪，纪斯载，载可考焉，曷委诸？且二三君子夙董兹役……盍汇诸以俟后考”。〔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邵经济《济漕志补略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正中书局据《玄览堂丛书》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在前志基础上，作《济漕志补略》。又据胡琏《济漕志补略序》：“淮安清江厂督理漕舰，榷征商货，帑藏出纳，岁计不赀。而综理防检之大，凡所谓漕船志者，盖彝与也。比数年来宏纲式昭，而遗奸日起。工曹郎浙杭邵君仲才继司厂事，且三年矣。清才远猷，雅不自用。考诸志，盖席元山其主盟，有师承之道。参诸时，盖张、吕二君子其同志，有友辅之益，调停润色，增美前休，事陈义意，物立章程，法斯备矣。屡变而终归不紊，小异而无妨大同，《志补》所以作也。防民为远，明志为洁，取善为公，觉人为厚，有君子之道四。”〔明〕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刊本同上。
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叙》云：“漕船旧有志，元山公实创之。正德中，重刻于丁君敬夫，板久浸已漫漶。相也不类，拟翻刻以传，而犹叹夫元山公之意有未竟也。是故时有今昔，政有沿革，漕规凡几变，始协厥衷，视旧贯互有同异。且卫河之归隶已久，而典章制度阙如也……乃订故拓新，期无乖于永式，三阅月始捃摭成编。”潘埙在《增修清江漕船志叙》中述及增修志的体例内容及变化较为详细，他指出：“并卫河之归隶，还郡乘之久假，约其卷为八，目为十。其事则详而核，其文则简而严。章其物采，掇其体要，一展卷间，见帝略之宏焉，见使命之重焉，见王赋之充焉，见军实之盛焉，见经制之密焉，见忧乐之诚焉。于我国家培养灵长之脉，缔造巩固之基，訏谟远犹（猷），灿然在目……斯志也，志漕政之大也，器数昭矣，品式具矣，材用饬矣，综理周矣，防范严矣，而其细也，不遗竹头木屑。盖必如是而后能理天下之财，能成天下之务，上以副承遣之命，下以摅驰驱之怀。抑有虑焉，漕舟本以利国，今乃滋病：成化以前，其病在民，以后其病在军。嘉靖以来不在商则在厂。盖船日加而日损，价岁增而岁不足。其取解也常逾年，而给领也常不逮年，或者乘其病而因以为利，则病益病矣……南川子简易方具，在医国者主治于上，俾得以调剂于下，病其瘳矣乎。”对于增修本具体内容的变化，《增修漕船志凡例》可以概见一斑：“旧志凡船数、船号、岁办、公办之属，各分为类，计目三十有二，今稍加檃括，为卷八，为目十，使各以类附，便观览也；志以漕船为重，其清江人物、土产、古迹、寺观之类，义无于丽者，姑去之；官属、人役、法例、兴革，旧志未载，今增入备考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