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改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謇谔之风，以为百司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四月壬辰，太祖谕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后人之未勤庶政，先为优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骄奢淫纵，政事不理，民穷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将亡，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纪纲废弛，民心日离，进致土崩。此皆近事，可为明鉴。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全名青史，岂不美哉！”
壬午，太祖谕群臣曰：“朝廷设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谄上，恪守乃职，是为正人。昔寇准在相位，丁谓为参政，尝会食，食汙准须，谓起拂之，准正色田：‘岂有身为执政，亲为宰相拂须耶？’谓惭而退。是谓以谄事准，准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见矣。又闻前元国初，风宪体制甚严，尝有宪臣寝疾，掾史往候之，宪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仗授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宪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见吏，逊辞谢之。吏曰：‘然某为吏属，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礼体尔。’以此观之，则宪吏亦正人也。尔等宜鉴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太祖谕来朝守令日：“朕设置百官，各司厥职，以分理庶务。惟都守、县令为牧民之官，凡赋敛、徭役、诉讼，皆先由县，次方至府。若县令贤明，则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一县之事既治，则府可以无忧矣。苟县官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废事，民间利病，尸坐不闻，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为府官者知其弊，能绳其奸贪，去其闒茸，请更贤者而任之，则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举，上下蒙蔽，虽苟且一时，终必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于此矣。尔等勿谓身居远外，朕不能知。异日政绩有闻，必有嘉赏，顾尔等为政何如耳。”命赐以酒食。明日陛辞，太祖复谕之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以副朕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