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繇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与侍臣论汉之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聪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细故，则未免苛察。上苛察则下急迫，反有累于聪明也。”
六月庚戌，太祖阅《汉书》，谓诗臣曰：“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着。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赐进士出身方升、同进士出身梁德远凡六十七人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谕之曰：“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之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之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
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玩忽无所惮，谓诗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令平章彭时中以兵会遇春等共击之。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往参谋遇春军事，谕广洋曰：“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一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广，禁军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广洋至赣，见遇春等，传太祖命。时天瑞拒守益坚，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