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

六月戊戌,太祖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

戊午,太祖谓谕朝臣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不言,相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毋隐。”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太祖谕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巳。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二月己未,太祖谕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来台臣又无谏诤,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奏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有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之不究,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言,宛平驿当要道,而驿马之数与非要道之驿同,宜减他驿马,以增宛平驿。太祖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甚为民弊。松以为言,民获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尔等宜体此,竭心为朕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朕当行之,毋为容默,但保禄而已。”侍臣对曰:“陛下乐从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太祖谕侍臣曰:“舍己从人,改过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我以道者,击鼓。教我以义者,击钟。以事者,振择。以忧者,击磬。以狱者,挥鞀。禹,圣人也,虚己求言,如此之切,故闻善言则拜。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对曰:“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太祖曰:“朕日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尽忠补过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顿首谢。

十二月丙辰,太祖谕群臣曰:“朕每事必详审而后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虑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难当。事机丛脞,左右之人能竭尽诚意相与可否,岂不事皆尽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谓得计,殊不知百世之下,难逃清议,如张禹、孔光之徒,岂不惜哉?”群臣皆顿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玮等皆顿首谢。

◎纳谏

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思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颜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颜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思颜又曰:“近句容有虎为害,公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太祖御戟门,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太祖览毕,因论及选谏议之官,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忠尔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饬(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益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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