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语，即改作“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因诏词臣谕之曰：“卿此言太过。尧舜犹病博施，大禹不自满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遂为赞，并赐其民钱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表贺。太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恺岳牧之贤相与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见，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云物之祥，征乎治世。舜之时形于诗歌，宋之时以为贤人之符。此实圣德所致，国家之美庆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诚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虽祥无福。要之国家之庆，不专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贺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阎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圣治。”太祖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对曰：“圣德谦虚，不自满假，则天下之民受福无穷矣。”
◎经国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前来致书，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词婉而媚，是欲馅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还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悖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谓孔克仁曰：“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克仁对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汉高止此乎？”克仁对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陆，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陆及襄阳，谕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汝往取之。夫坚城之下，难以猝攻，缓之则顿三军之锐气，急之恐驱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徕，以辑宁其民。”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兵继其后。使人谓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陆、襄阳，汝当以兵继之。凡得州郡，汝宜驻兵以抚降附。近闻王保保集兵汝宁，彼之所为，如筑堤壅水，惟恐渗漏。汝之往也，能爱军恤民，则仁声义闻被于远近。人心之归，犹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阳未下，则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阳，半集景陵。汝居湖广，使声援相应，以遏寇之奔轶。”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陆，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谓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若孛罗帖木儿，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雠，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李思齐、张思道辈固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张士诚，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复两端，情状可见。明王珍父子据有巴蜀，僭称大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中原扰扰，孰为拯之？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而凡事可定。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难定，但民物雕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庚午，太祖谒陵还邸舍，谓博士许存仁等曰：“吾昔微时，自谓缘身田野间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自吾去乡里，十有余年。今始得扫省陵墓，复与诸父老子弟相见。追思曩时，诚可感也。然吾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心常非其所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诸郡，禁戢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上天鉴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为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谕亲故，眷眷不舍。虽汉高之待沛中父老，恩义不是过也。”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顾侍臣叹曰：“军旅未息，供馈不休，生民之劳甚矣。”起居注王祎对曰：“主上威德昭著，远近之人延颈徯苏，民虽劳而无怨，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当急遽？予用兵征讨，十有余年，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今虽西平陈友谅，而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辈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长驱，顾张士诚未下，东吴未平。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于外，人心离合之间，稍有不利，众必瓦解，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中原数子吾未暇与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