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卡洛沃村住着做裁缝的姊妹俩，她们是鞭身派教徒。婚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连衣裙，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辛尼雅做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和曳地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崔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包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野外，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了起来。
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木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套鞋，没扎领结，却系着一根红细带，上面挂着小珠子。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圣像前面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个银卢布和十个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也是同样的一份。他送给阿克辛尼雅的是二十个四分之一卢布银币。这份礼物特别可爱之处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选出来的，一律是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尼西木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大概每到一个火车站就到小吃部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不得体的气派。然后，阿尼西木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点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木说。
“只是伊凡·叶果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雅·尼基佛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安息而办了丧宴，是从包办酒席的人那儿定来的。每客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果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吃。庄稼汉哪儿懂得什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儿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叫了这样那样的菜，带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眼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搀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呐。”
“这全是随口乱说，”老头子惊叹地说，“这全是随口乱说！”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好极了。妈，”阿尼西木快活地对瓦尔瓦拉继续说，“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妈，他的事儿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我们真是拆不开打不散了。他好象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货市场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在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就是这么的。我们侦缉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说：‘嘿，阿尼西木打山鹬去了！’那意思是说去找贼赃了。
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贼赃，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是没有地方藏贼赃。”
“上个星期我们村里龚托列夫家给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小母羊，”瓦尔瓦拉说，叹了口气，“却没有人去把它们找回来。……唉，啧啧。……”“那有什么？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们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来来去去，铃铛作响，系着五颜六色的绦带。白嘴鸦给车马声闹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叫，椋鸟也提高嗓门，不停地叫唤，好象为崔布金家办喜事感到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经摆满长条的鱼、整只火腿、填馅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盐腌和醋渍的吃食、许多瓶白酒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崔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断地喊住瓦尔瓦拉，向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柯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雇用的女厨子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辛尼雅头发烫过，只穿着紧身胸衣，没穿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鞋，一阵风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见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闪过。各处热热闹闹，可以听见骂人和赌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门口站住，一切东西都使人觉得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们坐车去接新娘啦！”
马车铃碰撞起来，人们奔跑起来，原来铃声又响了，他们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已经点亮，唱诗班按老崔布金的意思照着乐谱歌唱。辉煌的亮光和鲜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响亮的嗓音仿佛锤子似的敲击着她的脑袋。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身胸衣和皮鞋夹得她疼痛。她的脸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刚清醒过来似的，她呆呆地瞧着，却什么也没看明白。阿尼西木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没扎领结，却系了一条红带，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他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
这个教堂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已故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领圣餐，有一个时期他在儿童唱诗班里唱歌，每个圣像，每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他结婚了，为了遵守规矩而必须娶妻子，可是现在他没想这些，不知怎的，他竟不记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见圣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祷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劫难逃的灾难，即使不是今天，也会在明天降在他身上的灾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经积下那么多的罪，多得到了没法摆脱、无可挽回的地步，就连要求宽恕也不合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哭出来，不过谁也没理会，因为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有一个孩子用惊慌的声音哭着说：
“好妈妈，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妈妈！”
“不许说话！”司祭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回家去，人们跟在他们后面跑着。小铺旁，大门边，院子里，窗子下，也都围满了人。村妇们来唱喜歌。
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谱等着，年轻的夫妇刚刚跨进门槛，他们就提高嗓门，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叫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顿河香槟酒已经盛在高脚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里扎洛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眉毛生得那么密，弄得眼睛也差点儿看不见了，他对新婚夫妇说：“阿尼西木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求圣母不要抛弃你们。”他伏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咱们哭一场吧，高兴得哭一场吧，”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然后突然哈哈大笑，用响亮的男低音接着说。“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
他是叶果列夫县人，可是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经在这儿住惯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现在一样又瘦又高，多年以来，大家一直管他叫“拐杖”。也许因为四十多年来专门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他判断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结实上面着眼：看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饭桌边坐下来以前，先试了好几把椅子，看它们结实不结实，他还摸了摸鲑鱼。
喝过顿河香槟酒以后，大家在桌边坐下来。客人们谈天，移动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村妇们在院子里齐声唱喜歌，结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闹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动身子，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谈话。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辛尼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咱们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家伙。……”他酒量小，此刻只喝了一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白酒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昏醉，仿佛一闷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转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妻子一同来的工厂职员们、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饭铺老板。乡长和乡里的文书也并排坐在那儿，他们已经一块儿干了十四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给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乡公所以前，总要把人诈骗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们在欺诈里泡得太久，连脸上的皮肤都有了一种特别的骗子色彩。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象一只猛禽似的斜着眼瞄准菜盘，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
丽巴坐在那儿不动，好象变成了石头，仍旧现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木自从认识她以后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什么样儿；现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终闷声不响，只顾喝英国白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妈说：“我有个朋友，姓萨莫罗多夫。他这个人很特别。论身份，他是个非世袭的名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妈，这他也知道。请您跟我一块儿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杯吧，姨妈！”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心慌意乱，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满意，因为菜有那么多，全都那么丰富，现在谁也不能挑剔他们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还在继续，客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讲的话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着：“你们吸饱了我们的血，强盗，叫你们不得好死！”
到傍晚，大家合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衔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们忽然蹲下身子跳起来。穿绿衣服的阿克辛尼雅象电光似的闪现着，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风。有人踩坏她衣服后襟的皱边，“拐杖”就嚷道：“喂，他们把墙脚板扯下来了！孩子们！”
阿克辛尼雅生着天真的灰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难得眨巴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再加上绿色的衣服，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象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对她的态度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聋丈夫却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没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崔布金本人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挥动手绢，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了。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赞叹声：“他自个儿也出场了！自个儿！”
瓦尔瓦拉跳舞，可是老头子光是挥动手绢，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和他对他们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呐！哈哈！”
这场舞直跳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木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手们一一告别，送给他们每人一个新的半卢布银币。老头子身体倒没摇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们出去，一面对每个人说：“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呐。”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丢下自己的旧外衣，穿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铺老板的好外衣。阿尼西木忽然冒火，嚷起来：“别忙！我马上就会找到它！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人，可是人家拦住他，带他回家，把这个醉醺醺、气得脸孔通红、满头大汗的家伙推进屋里，扣上了门。在那屋里，姨妈已经在给丽巴脱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