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生病的消息时,仍未完全康复,身体虚弱,可还是带着彼佳和全家来到莫斯科,这样,罗斯托夫全家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并且永久在莫斯科居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很严重,以致于她的病因、她的行为、她与未婚夫决裂的思想,都已退居于次要地位,这对她本人和她亲属倒是一桩幸事。她病得都使人不去想她在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中有多少过错,她不吃不睡,眼见消瘦下去,常常咳嗽,从医生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她还在危险中。应该只想着帮助她。医生们来给娜塔莎看病。有时会诊,他们用法语、德语、拉丁语讲了许多,他们互相指责,开出了医治各类疾病的各种各样的药方;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想到那个简单的道理,即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生的什么病,正如不可能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患了什么病一样:因为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常有特殊的、自己从未有过的、复杂的、不为医典上所载的疾病,不是医典所记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这多种器官上无数病症同时并发综合症的一种。这个简单的道理医生们是不可能想到的(这就好比巫师不会去想他的巫术不灵),因为他们毕生的事业就是治病,因为他们治病可以挣钱吃饭,还因为在这事业上他们耗费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但是主要的——医生们所以想不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无疑是有用的,对罗斯托夫全家也的确有益处。他们之有益并非是逼着病人吞下了大部分有害的东西(这种害处几乎感觉不出,因为他们给的有害物质的含量很少),他们之有益、必需、必不可少(原因——现在总有,将来也会有江湖郎中、巫婆、顺势疗法和以毒攻毒)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关心病人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满足了一种永恒的人类需要,在痛苦时减轻痛苦的需要、同情和行动的需要。他们满足了那种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在儿童身上表现为最原始的形式——抚摸一下那个撞痛的地方。小孩被磕着碰着,马上就会投进妈妈或保姆的怀里,希望能亲吻和揉一揉疼痛的地方,揉了和亲吻了那疼痛的地方后,他会觉得轻松些了。小孩不相信家中最有力、最聪明的人会没有办法帮助他消除疼痛,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母亲抚摸他的红肿处时的同情都安慰着他。医生对娜塔莎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亲吻和抚摸她的疼痛处,让人相信,如果现在车夫去一趟阿尔巴特的药店,花费一卢布七十戈比买一盒包装好看的药粉和药丸,并要每隔两小时用开水服下那些药(不多也不少)就会药到病除。

他们怎么可以什么也不做地看着,如果不按时给丸药、给温和的饮料、鸡肉饼、不遵守医生对一切生活细节的嘱咐(遵照医嘱做这些事是全家的慰藉),那么,索尼娅、伯爵和伯爵夫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假如他不知道娜塔莎的病值得花去他数千卢布,并为挽救她不惜再花数千卢布;如果他不知道、假如她不见康复,他仍不惜花费数千卢布,送她去国外,为她会诊;假如他没有详细讲述梅蒂继埃和费勒如何不懂医道,而弗里茨却弄懂了,穆德罗夫诊断得更好,伯爵对爱女的病又如何忍受得了?如果伯爵夫人有时不为女儿不光遵守医嘱而同她吵吵嘴,那么伯爵夫人又能做什么呢?

“像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康复,”她说,气头上她忘了自己的痛苦,“如果你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出这个不只是她一个人不明白的医学术语后,已经感到莫大的安慰了。假如索尼娅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头三个晚上她不曾脱衣裳,准备严格按照医生嘱咐行事,且现在她也经常熬夜,为的是不错过时机给病人服下那装在金包小盒里的有点毒性的药丸,那她会怎么样呢?甚至对娜塔莎自己,她虽然也说,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可看见大家为她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她必须按时服药也觉得高兴。她甚至为她不遵医嘱,以表示她不相信治疗,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而高兴。

医生每天都来,号脉、看舌苔、不顾她悲伤的表情,和她开玩笑。可是当他走到另一间屋子,伯爵夫人也赶紧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换上另一副严肃的面孔,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希望这最后一剂药能有效,必须等待和观察;多半是精神方面的病,但是……

伯爵夫人尽力不让自己和医生觉察,把一枚金币塞到医生手里,每次都怀着宽慰的心情回到病人那儿。

娜塔莎的病症特征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总是精神萎靡不振。医生们说病人离不开医疗帮助,所以还是让她呆在空气窒息的城里。一八一二年夏季罗斯托夫一家没有到乡下去。

虽然服了大量的药丸、药水、药粉,爱搜集小玩意的ma-dame_Schoss收集了一大批装药的瓶“盒”,尽管缺少已习惯了的乡村生活,但是青春占了上风;娜塔莎的悲伤开始蒙上日常生活的印象,这种印象已不那么痛苦折磨她的心了,痛苦开始变成往事,娜塔莎身体开始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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