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天知道在什么地方，隐约可见岗亭的一点火光，那岗亭就恍如远在天边一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份兴冲冲的劲头到这时已是冷了一大半。他走上广场，不禁感到心里悚然，仿佛他的心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回头望了望，又环顾四周：恰似处在茫茫大海中一样。“不，最好是别去张望，”他暗想道，闭着眼走去，当他睁开眼来想要知道是否走到广场的尽头时，忽然一眼瞧见面前，几乎就在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分辨不出来。他两眼发黑，心里咚咚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吗？！”——其中的一个人嗓门像打雷似地喊道，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要喊“救命”，另一个人把一只像官员的脑袋一般大小的拳头伸到他的嘴边，说道：“你喊试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觉得有人扒下他的外套，踹了他一脚，他就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里，再也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他苏醒了，站起身来，可是不见了人影。他觉得露天里冷飕飕的，外套不见了，便开始喊叫起来，可是喊声似乎不大乐意传到广场四周的边上去。他满腔悲愤，一个劲地喊叫，接着拔腿跑了起来，一直穿过广场，朝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倚着斧钺似乎在好奇地张望，想要知道有人干吗叫叫喊喊地从远处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近前去，气喘吁吁地大声嚷道，说他只顾睡觉，什么也不管，居然没有看见有人抢劫。岗警回答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两个人在广场中间让他站住了，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呢；叫他不要在这里骂骂咧咧，不如明天去找巡长，巡长会把抢劫外套的人查出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回家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两鬓和后脑勺上本来就留下不多的一点头发，如今一片乱蓬蓬的；腰间、胸口和整条裤子全都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太听见一阵可怕的敲门声，赶忙跳下床来，趿着一只鞋子跑去开门，为了谨慎起见，还用一只手掩着胸口的衬衫；可是，刚打开门，一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样狼狈，便不由地倒退几步。等到他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两手向上一拍①，说要直接去找警察署长，巡长光会哄人，空口答应，就会胡弄人；不如直接去找警察署长，她甚至跟他面熟呢，因为有个名叫安娜的芬兰女人，曾在她家里当过厨娘，如今在警察署长家当了保姆，还说她常常见到警察署长乘车打这房子跟前经过，他每个礼拜天都要上教堂去祷告，同时又高高兴兴地瞧着所有的人，所以，从这些事儿看来，他会是一个好人。听了这番开导之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神情沮丧地踱进自己的房里，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凡是多少能够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是可以想见的。清晨起来，他很早便去见警察署长；不过，人家答复说，署长大人还在睡觉；他十点钟去了，又说还没起来；他十一点钟再去，说是署长大人已不在家里；吃午饭时又去了，——可是文书们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一定要问个清楚，是不是紧急的公事，出了什么事情。终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生平头一回想要显示一下个性，不容分辩地说，他要亲自见警察署长本人，并且说他们无权拦阻他，要是他告起状来，他们就会有好受的。文书们听了也不敢硬顶着，有人就去请警察署长出来。警察署长对于外套被抢一事的态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不去注意这桩案子的关键之处，倒是一个劲地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了：为什么他这么晚才回家？是否去过什么不三不四的地方和到过什么不清不白的人家？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很难为情，只好走了出来，也不知道外套被抢的案子能否得到适当的处置。他一整天都没有去上班（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去了，脸色苍白，又穿着那件破旧而更显得寒酸的罩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讲述了外套被抢的前后情形，虽然有些官员仍然不放过机会把他嘲笑一番。但是毕竟让许多人动了恻隐之心。当即有人决定为他募捐，可是募得的钱却寥寥无几，因为官员们在这之前已有了许多的开销，诸如订购厅长的画像，又按照局长的提议买了他的朋友写的一本书，——所以，募捐所得就十分有限了。其中有人出于同情，觉得至少也得出出主意，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助一臂之力，就建议他说，不要去找巡长，因为即便是巡长为了讨得上司的欢心，会想方设法把那件外套找到，可是，倘若他拿不出合情合理的证据，证明那件外套确实是他的，那么外套就会一直押在警察署里。那就不如去求见一位大人物，那个大人物只要跟有关人士关照和交涉一下，事情就好办多了。没有办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下决心去见那个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到底身居何种要职，直到如今仍然无人知晓。须知这个大人物是不久前才成为大人物的，而在这之前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然而，就是他现在的职位与别人的更为显赫的职位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他却当成了不起的大事。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抬高自己的身价，比方说吧，他立下这么个规矩，当他来办公的时候，下属官员就得站在楼梯上迎候；任何人不可擅自去见他，务必按严格的手续办事：十四等文官报请十二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再报请九等文官或者转呈有关的官员，这样逐级呈报，案卷最后呈送到他手上。在神圣的罗斯②国土上，一切都争相仿效，每个官员都模仿和扮着自己上司的派头。据说，居然有这样一位九等文官，奉派去一个不大的办事处当主任，立刻给自己隔出一间特别的房间，称之为“办公室”，门口还站着几个身穿镶有红领子和金银边饰的制服的办事员，他们紧握住房门的把手，替来访的客人开门，虽然“办公室”里只勉强放得下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大人物接见的派头和举止神气而威严，但也不太繁缛。他的这套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必须严厉。“严厉，严厉，再严厉，”——这话他平时总不离口，说到最后时还要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对方的表情。其实，这么做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整个办事处的管理机构就只有10个官员，他们本来就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了；远远见他来了，便放下公事，笔直地站着，恭候着上司走过房间。他平日跟下属谈话总是声色俱厉，几乎总离不开三句话：“您怎么敢这样？您知道是跟谁在说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话又说回来，他到底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善待同事，也肯帮忙，只不过是将军头衔使他忘乎所以。他获得将军的头衔后，变糊涂了，离开了做人的正道，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了。他跟地位不相上下的人在一起，倒是好好的，一个挺不错的人，从各方面看甚至也不愚蠢；可是，一旦处身于哪怕只是官阶比他低一等的人群中，那么他就变得十分可厌：一言不发，那副派头也实在可怜，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本来是可以非常之好地消遣一番的。他的眼里有时也透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凑到一起参加有趣的交谈，可是他一想到这样做可能太过分、过于亲昵和有失体面，只好作罢。由于诸多的考虑，他只得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偶而哼那么一两声，因而博得了“干巴巴的人”的雅号。我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求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对于他本人很不相宜，而对于大人物又再合适不过了。这位大人物正好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多年不见、最近才邂逅的旧时老友和童年伙伴谈得起劲。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一个叫巴什马奇金的人求见。他十分生硬地问道：“是什么人？”回答说：“一个官员。”——“噢！让他等着，现在没有工夫，”——大人物说道。这里得说明一下，这位大人物分明是说了一个谎：他有的是工夫，跟朋友在谈天说地，早就把什么事儿都扯到了，因为侃得太多而长时间地无话可说了，只是一边相互轻拍着大腿，一边说：“是这样的，伊凡·阿勃拉莫维奇！”——“可不是嘛，斯杰潘·瓦尔拉莫维奇！”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吩咐那个官员等着，好让他的朋友——一个早就赋闲在家、久居乡间的人看看：官员们在他的前厅里候见得要等上多长时间。最后，谈得兴尽了，而且无言相对也够腻烦了，坐在椅背可以折叠的颇为舒适的圈椅里又抽了一支雪茄，他终于似乎是忽然想起来了，便对手里拿着公文站在门边等着报告事情的秘书说：“对了，好像那儿还有个官员在等着吧；要他进来吧。”他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副恭顺的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制服，朝他突然转过身来，开口问道：“您有什么公干？”——声调简单而生硬，这是他在得到现在这个职位和将军头衔之前一个星期，特意关在房里，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就心里惶然，有些手足无措，使劲转动着不大听从使唤的舌头，嗫嗫嚅嚅，比平时又添了许多“这个”、“那个”的赘词，说是他原来有一件崭新的外套，如今被人惨无人道地抢走了，他来求见大人，希望大人能出面讲讲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把外套找回来。将军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这样求见是太不成规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