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搞不清时代，在他的想象中他所喜欢的英雄都生活在一起，只是其中两个在乌索里埃，一个在霍霍尔，一个在伏尔加……我磨破嘴皮子才使他相信，哪怕瑟索伊卡和彼拉顺着卡马河而下，他们也不会遇上斯坚卡，斯坚卡就是走过顿河高加索到霍霍尔，在那儿他也找不到布尔巴。
当加那瓦洛夫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十分不快。我试着给他讲一讲布加乔夫暴动，想看看他对叶美尔卡的反映。加那瓦洛夫对布加乔夫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头号骗子，——真有你的！冒充沙皇作乱……毁了多少人，狗杂种！……斯坚卡呀？——这，老弟，就是另一码子事了。而布加契——只不过是个卑鄙小人而已。真够劲儿！我说还有没有像斯坚卡这样的书？去找一找……但你把这个让人肉麻的马卡尔搁在一边儿——没意思。你最好再念一遍，斯坚卡是怎么被处死的……”
在过节的时候我和加那瓦洛夫过河到草地去。我们随身带上一点伏特加酒，面包和书，照加那瓦洛夫对这种旅行的说法是，我们从一清早就到“自由的空气中”。
到“玻璃厂”去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称呼这栋坐落在不远处的田地上的建筑。这是一栋石砌的三层楼的房子，屋顶已经坍塌，窗框已经变了形，有几个地窖整个夏天到处都是湿气熏人的泥泞，这栋房子呈绿灰色，一半已受损，仿佛要倒下来一般，它从田野上用它自己那些黑漆漆的，凹进去的，残损不全的窗子眺望着城市，可怜巴巴，行将就木。春讯时，这栋房子年复一年被河水冲洗，可整栋房子从窗框到地基都盖上了一层绿霉，仍旧岿然不动，四周都是水洼，挡住了时常来访的警察，——它耸立着，虽说没有窗框，却给形形色色来历不明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了安身之处。
楼房里总有很多人，衣衫褴楼的，忍饥挨饿的，怕见阳光的，他们像猫头鹰似的生活在这栋破楼里，我和加那瓦洛夫是他们的座上客，因为他和我，从面包房出来时，总是带了又大又白的圆面包，在路上还买了一俄石伏特加酒和一盘“热菜”——肝呀，肺呀，心呀，肚呀什么的。只需花上两三个卢布我们就能请加那瓦洛夫所称的“玻璃厂的人们”美食一餐。
作为回报，他们给我们讲故事，所讲的故事中，惊心可怖，撼人心魄的真事和最朴实的谎言神奇地交织在一起。每个故事在我们眼前仿佛如一条条花边，上面多半是黑线——这是真事，色彩艳丽的线——是谎言。这种花边落进了脑海和心田，并用它那各种各样残酷的，让人心痛的画面紧压着脑子和心，压得它们发痛。“玻璃厂的人们”用他们的方式爱着我们——我时常念书给他们听，而且他们几乎总是聚精会神，若有所思地听我说书。
这些被生活所抛弃的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惊讶不已，我如饥似渴地听他们的故事，加那瓦洛夫听的目的是想驳斥讲叙者的高论并且把我也拽进去争论一番。
听了一个衣着奇特，看上去不好惹的人所讲的生活和堕落的故事，——听了这种带有证明和辩护意味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想地微笑着并摇了摇头。这一举动被人察觉了。
“你不信，廖沙？”讲叙者叫道。“不，我信……怎么能不相信人呢！就是你看到——他在撒谎，也得相信他，听他讲，并且尽力去理解他干吗要说谎。有时候说谎比说真话更能说明一个人……而我们对自己又有什么真话能说呢？只能是一些污言秽语……可说谎要好一些……是吗？”
“是呀，”讲故事的人赞同地说道，“可你为什么仍摇头呢？”“为什么？因为你推论得不对……你说起来好像是你的伙伴们和各式各样的路人而不是你自己导致了你整个一生。可这段时间你又上哪儿去了呢？你为什么没有力量来自控你的命运呢！结果是我们总是怨天忧人，可我们也是人呀！也就是说，我们也同样可以被人怪罪，别人妨碍了我们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妨碍了别人的生活，对不对？哈，这又怎么解释呢？”
“应该建立一种无拘无束的无人妨碍的生活。”别人对加那瓦洛夫说。
“又由谁来建立生活呢？”他得意洋洋地问道，担心别人会抢先回答，又立即答道，“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们又如何建立生活呢？归根结蒂，我的弟兄们，关键全在——我们！嗯，可是显而易见，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遭到他人的反对，为自己辩护，可他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人在什么地方有负于我们，人们都是咎由自取。要他放弃这种论点的根据是极为不易的，要接受他对人们的看法也很难。一方面，他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有能力建立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软弱，脆弱，一无所长，只会你怨我我怨你。
大多数时间，这类争论总是从中午开始，几乎要到半夜才能作罢，然后我和加那瓦洛夫一道从“玻璃厂的人们”那儿踩着齐膝深的泥泞，摸黑回来。
有一回我们险些儿陷入这类泥坑中，还有一回我们碰上了围捕，并在警察区同20个“玻璃厂”的各种朋友过了一夜，在警察局看来他们都是些形迹可疑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愿大放厥词，便到远处河对岸的草地上，那里有一些小湖，湖里满是春汛时游来的小鱼儿。在其中一个小湖的岸上灌木丛里我们燃起篝火，我们点起篝火，无非就是想把环境弄得美一点，我们不是念书就是探讨生活，有时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建议道：
“马克西姆！让我们看看天空吧！”
我们仰卧着，望着我们头顶上深邃的蓝天，开始我们听到四处是树叶的沙沙声和湖水的拍击声，感觉到自己身下的大地……随后，渐渐地，蓝天仿佛在把我们吸引到它那儿，我们失去了存在的感觉，像是脱离了土地，在无边无际的空中遨游，处于一种迷迷糊糊、无忧无虑的境地，我们为了不破坏它，尽量不言语、不活动。
我们就这样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随后就回家干活，身心感到焕然一新。
加那瓦洛夫喜欢大自然，爱得那样深，无以言表。在田野或者在河边，他总是洋溢着某种安详和温柔的情绪，使他益发像个孩子。有时他凝望天边，深深地叹息说：
“啊！……真好啊！”
在这赞美声中，饱含着比许多诗人的诗句更多的含义和情感，诗人们赞美大自然，与其说是因其对大自然的无法言表的柔和的美发自内心的膜拜，倒不如说是出于保持自己作为对美有着细腻感触的声誉……
正如一切事物，诗被当成一种职业，诗也因之丧失了其神圣的质朴。
日复一日，过了两个月。我和加那瓦洛夫谈了许多，也念了很多书。我时常把《斯坚卡暴动》念给他听，他已经都能灵活自如地用自己的语言一句一句从头至尾表述这本书了。
这本书对他有时候如同一个富有魔力的神话对于一个敏锐的孩子一般。他称呼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对象，用的就是书中人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一次当一个装面包的盘子从架子上掉下打坏了，他气恼地、恶狠狠地叫道：
“哎，你这个普洛佐罗夫斯基将军！”
烤得不好的面包他称之为弗洛尔卡，酵母他叫作“斯坚卡的小枕头”，而斯坚卡其人却成了所有不同凡响的、巨大的、不幸的、不成功的同义词。
在我第一天认识加那瓦洛夫那天，他叫我读她的信和回她信的那个卡皮托里娜，这段时间几乎没听他讲起过。
加那瓦洛夫寄钱给她是寄给某个叫菲利普的人，并求他到警察局去替姑娘作保，菲利普也好，姑娘也好，都杳无音讯。
突然，有一天晚上，正当我和加那瓦洛夫准备烤面包时，面包房的门开了，并从漆黑的潮湿的门廊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胆怯同时又充满热情：
“对不起……”
“找谁？”我问道，此时加那瓦洛夫把铲子搁在脚边，不好意思地扯着自己的胡子。
“面包师加那瓦洛夫在这儿干活吗？”
眼下她站在门口，吊灯的光亮正落在她的头上——头上戴着一条白毛线织的头巾。头巾下是一张圆圆的、迷人的、鼻子略为翘起的小脸蛋，面颊鼓起，丰满的红唇微笑时面颊上透出两个小酒窝。
“在这儿！”我回答她道。
“在这儿，在这儿！”忽然加那瓦洛夫高兴得大声说，他扔下铲子，大步走向女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