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和若拉跟沃洛佳告别之后，就投入了沿着铁路向李哈雅移动的逃难的人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据若拉说，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很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前进：他的叔叔在那边车站里做鞋匠。但是万尼亚知道了柯瓦辽夫一家是去李哈雅之后，在最后一分钟含含糊糊地向若拉叙述了这条路线的好处，建议走这条路。对若拉说来，无论到哪里去，根本无所谓，所以他就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相当明确的路线而采取了万尼亚的模糊不明的路线。
在一段路上，有一个矮小、弯腿、口髭浓密异常的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右胸佩着近卫军徽章，军便服皱皱巴巴，长统靴干裂而歪扭。照他的解释，他的军服，特别是靴子，所以弄成这副惨相，是因为在他住院养伤的五个月里，这些东西一直被扔在医院的储藏室里。
那所医院最近一直借用克拉斯诺顿市立总医院的一所分院，目前正在疏散。但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凡是能够行走的人，只好请他们步行，现在还有一百多个重伤员留在克拉斯诺顿，毫无希望离开。
少校除了详尽地说明了本身的命运和他住过的医院的情况之外，以后一路上他一直一言不发。他沉默到了极点，他执拗地沉默着，根本没有希望让他开口。此外，少校还是瘸腿。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相当带劲地迈着穿着歪歪扭扭的皮靴的脚，不落在年轻人后面。因此过不多久，年轻人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们无论谈什么，都要把他当做一位沉默寡言的权威来向他请教。
这时候，许许多多中年人和青年人，而且不仅是妇女，还有持枪的男子，都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撤退洪流里受着痛苦和折磨。可是万尼亚和若拉，肩上背着背包，袖子卷到臂肘上面，手里拿着帽子，却朝气勃勃，满怀着灿烂的希望，在草原上阔步前进。他们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非常年轻，他们是单身，他们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他们不相信谣言；现在尽管四周是无边的草原，骄阳似火，烟雾弥漫，在这个不时受德机轰炸和扫射的大路地区，尘土好像黑压压的乌云，可是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四面八方他们都可以去得。
而且他们所谈论的事，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毫无关系。
“你为什么认为在目前做法学家没有意思呢？”万尼亚用微哑的低音问道。
“因为在目前战争时期，应该做一个军人，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做一个工程师，来复兴经济，至于做法学家，目前并不重要。”若拉说，他虽然才十七岁，可是他的见解一向是明确而肯定的。
“对，打仗的时候，我当然要做军人；可是我的眼睛不好，人家不会要我。你离我远一些，我看你就像是一团模模糊糊、又长又黑的东西。”万尼亚苦笑着说。“做工程师固然非常有用，但是这里有个爱好问题，而我的爱好，你知道，是在诗歌方面。”
“那你应该进文学院。”若拉非常清楚明确地说，又望望少校，仿佛只有少校才能懂得他若拉是多么正确。但是少校对他的话毫无反应。
“我恰恰不愿意这样，”万尼亚说，“普希金也好，丘特切夫①也好，他们都没有念过文学院，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学校。总之，进学校学做诗人是不行的。”
①丘特切夫（1803—1874），俄国诗人，曾在俄国驻外使团中担任外交职务。
②迦林（本名：尼·格·米哈伊洛夫斯基，1852—1906），俄国小说家。
“什么都可以学会。”若拉回答说。
“不，进学校学做诗人——这简直是荒唐。每个人都应当学习，而且应当从普通的职业开始生活的道路。如果他天生有诗人的才华，这种才华一定会循着独立发展的途径得到发展。我想，只有到这种时候，才能成为专业作家。比方说，丘特切夫做过外交家，迦林②做过工程师，契诃夫做过医生，托尔斯泰是地主……”
“这个职业倒挺舒服！”若拉抬起乌黑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狡猾地望望万尼亚说。
他们俩都笑起来，少校也微微一笑。
“那么他们有谁做过法学家吗？”若拉认真地问。
归根结蒂，如果作家里面有人做过法学家，他觉得把这个例子应用到万尼亚身上就完全合适了。
“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法律教育可以向作家提供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文学等方面必要的知识……”
“就说这些学科吧，”若拉有点卖弄地说，“这些学科最好在师范学院里念。”
“可我又不想当教师，虽然你们在学校里管我叫教授……”
“说来说去，在我们的法庭上做辩护人总是没有意思的，”若拉说，“比方说，你记得在审讯那些坏蛋危险分子的时候吗？我老是在想那些做辩护人的。他们的地位真尴尬，是吗？”若拉又笑起来，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我们这里当辩护人，当然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这里是人民法院。但是，我想做一个侦查员一定很有趣，可以认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最好是做公诉人，”若拉说。“你记得维辛斯基①吗？真棒！可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愿意当法学家。”
①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外交家、法学家。在一九三三至三八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列宁曾经是法学家。”万尼亚说。
“那是时代不同。”
“争论‘做什么职业’这个题目简直是无益而愚蠢的，要是我不明白这一点，我一定还要和你争论下去。”万尼亚笑着说。“应当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熟悉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同时还有诗人的才华，它自然会发挥出来。”
“万尼亚，你可知道，我一向爱读你发表在壁报上，还有发表在你和柯舍沃伊合办的《帆》杂志上的诗。”
“你看我们的杂志吗？”万尼亚兴奋地又问了一遍。
“是啊，我看这份杂志。”若拉郑重地说，“我还看我们学校编的《鳄鱼》杂志，我们学校出版的一切我都注意。”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是有才能的！”
“哪里谈得上什么才能，”万尼亚忸怩地用眼角瞟着少校说，接着把头一甩，把披散下来的长发甩到后面。“只是凑合着胡诌几句诗罢了……普希金，那才了不起呢，那才是我的上帝！”
“不，我记得你把莲娜·波兹德内雪娃批评得好凶，你说她老是对着镜子装模做样……哈哈！……批评得真好！”若拉叫了一声，他的亚美尼亚口音突然变得很明显。“你是怎么说的？‘她渐渐张开美丽的小嘴’……哈哈……”
“哦，那是胡诌的。”万尼亚惶乱地、含糊地低声说。
“告诉我，你没有写过什么爱情诗吗，啊？”若拉神秘地说，“喂，把你的爱情诗念几首给我们听听，好吗？”若拉对少校挤挤眼。
“哪里有什么爱情诗，真亏你想得出！”万尼亚窘到了极点。
他写过献给克拉娃的爱情诗，题目完全像普希金的诗那样，都是《致……》。正是那样——一个《致》和虚点。于是他又记起了他和克拉娃中间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全部梦想。他是幸福的。是的，在普遍的不幸之中他是幸福的。但是他难道能把这些想法告诉若拉吗？
“不，你一定有的。喂，你还是念几首吧。”若拉恳求说，他的稚气的亚美尼亚人的眼睛闪耀着。
“别瞎扯……”
“你真的不写爱情诗吗？”若拉突然变得正经起来，他的声音里又出现了先前的教训口吻，“不写是对的。现在难道是写爱情诗的时候——像那个西蒙诺夫，对吗？现在应该用毫不妥协地憎恨敌人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应该写政治诗！像马雅可夫斯基、苏尔柯夫，对吗？那样才好！”
“问题不在这里，写是各方面都可以写的。”万尼亚沉思地说，“我们既然生在世界上，而我们过的生活也许是多少代优秀的人们梦寐以求、并且为它奋斗过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就有权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为这一切都是重要的、不会重演的。”
“好，你就念点什么给我们听吧！”若拉恳求道。
天气闷热不堪。一路上他们一会儿嘻嘻哈哈地大声叫嚷，一会儿又把嗓门压低变成亲热体己的声调；他们一边走一边指手划脚，背着背包的脊梁完全汗湿了。尘土落在脸上，他们一擦汗就把尘土涂得满脸都是；黑得像黑人的若拉、长脸略微晒黑的万尼亚，以及口髭浓密的少校，都弄得像扫烟囱的工人。但是他们认为——而且他们毫不怀疑在少校眼中也是如此——这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谈论的事情上。
“好，我来念……”
于是万尼亚就毫不激动地用平静的、微哑的声音朗诵起来：
不，我们没有苦闷，也不忧伤，生活的道路并不使我们惊惶，不，陌生的变心的感觉，没有激动我们的心房。
青春幸福的岁月，汹涌地闪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充满着心窝。
我们不厌恶生活，不知道冷冷的哀愁，不怀疑青春会虚度，也没有内心的空虚。
宇宙的欢欣吸引着我们，我们毫无畏惧地，把目光注视前方，未来公社的顶峰就在那里号召。
“真棒！你肯定是有才能的！”若拉怀着衷心的钦佩望着这位年长的同学，欢呼道。
这时少校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万尼亚和若拉都转过脸去看他。
“你们这两个孩子……你们甚至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好！”少校嗄声说，他抬起深藏在下垂的眉毛下面的湿润的眼睛，激动地望着他们。“不！这样的国家过去站得稳，将来也能站得稳！”他突然这样说，又把一根短而黑的指头狠狠地伸向空中，好像要威胁什么人。“他以为他已经使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少校的声音里带着嘲笑接下去说。“不，老弟，绝对办不到！生活在进行着，我们的孩子们把你看做瘟疫或是霍乱。你来了也待不久，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样前进——该学习还是学习，该工作还是工作！可是他却在痴心梦想！”少校嘲笑道。
“我们的生活要永远前进，他算是什么东西？不过是光滑的皮肤上的一个疱，剥掉了，就没有了！……没有问题！我在那个倒霉的医院里曾经感到灰心丧气，我想，难道没有力量来对付他了吗？可是我一跟你们在一起，我的精神就完全振作起来……我想，现在一定有许多人在咒骂我们这批军人，难道可以这样吗？的确，我们是在撤退。要知道，他是集中了多少兵力来打我们啊！但是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显示了怎样的毅力！唉，我的天！坚守在原处，不撤退，献出生命，——这是幸福。请相信我的良心，我自己也认为，献出生命，为你们这样的孩子献出生命，是幸福的！”少校激动地说，他的干瘦的身体激动得战栗着。
万尼亚和若拉没有作声，带着惶惑的、和善的表情望着他。
少校说了这一番话，霎霎眼睛，用脏手帕擦擦口髭，就不吭声了，这样一直沉默到夜晚。到了夜晚，少校突然精神百倍，猛烈地冲去“消散”——照他的说法——大量拥塞在那里的汽车、大车和炮车，从此万尼亚和若拉就没有再看见过他，并且很快就把他忘掉了。
他们花了两天两夜的工夫才走到李哈雅。这时他们已经知道，南方的战事正在新切尔卡斯克城下进行，而在顿涅茨河那面，在顿涅茨河与顿河中间的广大草原地带，也有德国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破了防线，在进行活动。
但是，据传说，在卡缅斯克附近有个部队在顽强地作战，阻挡德军进犯李哈雅。老百姓还在纷纷传说着指挥那个部队的将军的姓名。人们觉得，正是靠了他和他的部队，顿涅茨河下游的渡口才能仍旧掌握在我们手里，人们才能够畅行无阻地沿着草原里的村道来到顿河并且渡过顿河。
这几天烈日下的旅程，伊万尼亚和若拉筋疲力尽。到最后一夜，他们实在两腿无力，就倒在一个田庄里的干草棚里睡着了。一阵轰轰的炸弹声震撼着干草棚，把他们惊醒。
草原上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多高，但是整个无垠的麦田上空已经弥漫着闷热的、泛着淡蓝的金色雾霭；在这时候，万尼亚和若拉正渐渐走近分布在顿涅茨河这边岸上，由汽车、大车和人组成的庞大的逃难队伍。逃难队伍的宿营地比对岸的占地很广的哥萨克城稍在下游一些。在那个哥萨克城里，有树木苍郁的花园，政府机关、贸易机关以及学校的砖砌建筑物，其中有许多遭到空袭，被炸成一片瓦砾场，还在冒烟。
这整个庞大的逃难队伍里的成员虽然是流动的，但也有它的老居民。这整个逃难队伍，不断由新的人员和交通工具补充着，两星期以前就在这里形成，过着自己的特殊的、独特的生活。
这个逃难队伍是零星部队，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各种交通工具，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逃难者的不可思议的混合物。这些人的全部努力、全部注意和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靠近河岸，靠近顿涅茨河上那座狭窄的浮桥。
但是，如果聚集在逃难队伍里的人们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走到桥上，那么管理渡口的军人们的全部努力就是不放他们到桥上来，而是让撤往顿涅茨河和顿河中间的新防线的红军部队尽先渡河。
在敌人眼看就会出现在顿涅茨河两岸，一个比一个离奇的谣言不断激起自相矛盾的愿望和努力的状况下，个人的、局部的意志和努力同国家的军事需要就发生了冲突——而逃难队伍的日常生活，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度过的。
有的团体停在这里等待过河已经等了很久，甚至在地上挖好了防空壕。有的还搭起了帐篷，砌起临时炉灶来做饭。逃难队伍里到处都是孩子。不分昼夜都有汽车、大车和人，像一道连绵不断的细流蜿蜒通过顿涅茨河。在这道细流两边还有人乘着木筏或是小船渡河。几千头牛羊挤集在岸上，洑水过去，发出哞哞和咩咩的叫声。
德机一天几次来轰炸和扫射渡口。这时，保卫渡口的高射炮队马上就开始射击，高射机枪也咯咯地响起来，整个逃难队伍零时间就在草原上散开。但是飞机一过去，大家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万尼亚从加入这个逃难队伍的那一刻起，心中除了找寻柯瓦辽夫一家乘坐的那辆汽车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目的。有两种感情在他心里斗争：他已经开始懂得，形势是多么险恶，因此他希望克拉娃和她的父母不仅已经过了顿涅茨河，而且已经过了顿河，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他还能在这里遇到克拉娃的话，他也会感到非常幸福。
万尼亚和若拉正在这个逃难队伍里到处寻找克拉斯诺顿的同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辆大车上有人喊他们的名字。接着，他们的同学奥列格·柯舍沃伊，已经伸出有力的长胳膊搂抱着他们，使劲地吻着他们的嘴唇了。奥列格虽然晒得黑黑的，但仍旧像平时一样清洁整齐，他那肩膀宽阔、矫健灵活的身形和长着金色睫毛的、发亮的眼睛里，都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气。
他们碰到瓦尔柯和谢夫卓夫乘坐的新一号井的汽车，碰到邬丽亚和奥列格的亲属乘的大车，还碰到由于他俩的努力才能离开克拉斯诺顿的那个保育院，可是它的主任现在甚至认不出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