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女记者问。

“进攻失败了,”我说。

“怎么?”

“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不见得。”

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她泪水顺着两颊直流,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大可一哭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眼泪还是应该尽量少流,人们也都能忍则忍,所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了?”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上去。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不妨数一数就明白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算是走运。”

可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倒运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于是黑烟窜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打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爬得很吃力。正看着时,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朝下趴得直挺挺的。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

对石头房子的炮击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筑了工事,挖了交通沟,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尽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吓人哪,”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生气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你见了倒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这是打的一场正面进攻战。打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都给弄得黑乎乎的,要拍也没法再拍了,”约翰尼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是非常珍贵的。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男儿汉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

“你可不是男儿汉,”约翰尼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

“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我来送你回去。”

“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

他没有答理,管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晚上跟你在俱乐部见,”他照样乐呵呵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我极力学着英国人的腔调,告诉他说。

大家一起下楼,大理石楼梯上有窟窿,走起来得十分小心,眼下又添了新的损伤,得一一跨过、绕过。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楼梯。我拾到了一个炮弹引信头上的“铜帽子”,已经撞扁了,底部还有灰泥的痕迹。我就递给了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

“我不要,”她说。到了门口,大家一起站住,让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一个人走在前头。他架子十足地穿过了有时会有冷枪打来的大街这半边;到了对面墙头的掩护下,便只管端着架子继续走他的。于是我们也一次一个,向街对面的墙下作冲刺。在这里待过了一阵子总会知道:过开阔地的时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往往会招来敌人的火力。所以我们过了这个关口,心里总是挺高兴的。

这样我们就在墙头的掩护下顺着大街走去,四个人并排走,手里拿着摄影机,脚下踩着新飞来的铁起、刚碎的砖块,以及成块的石头,一路看看前面那个戴钢盔家伙架子十足的步态:他,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

“真讨厌,我还要写电讯稿呢,”我说。“今天的电讯稿可不好写。进攻失败啦。”

“你这是怎么啦,老兄?”约翰尼问。

“你应该找些可以说得的事情来写,”那另一个摄影师和婉地说。“今天的事情那么多,总该有些什么可以说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去把伤员弄回来?”那女记者却问。她没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随便,头发披在皮领短茄克衫的领子上,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看去都成了土黄色的了。她转过头来时,头发也跟着一晃荡。她面孔发白,脸色难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天一黑。”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她说。“原来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来采访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抬担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给打死了?”

“死了,”我说。“肯定死了。”

“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那女记者不胜怜悯地说。

“人有时候想走却就是迈不开腿,”我说。“走起路来像陷在深沙里,有时又像身在梦中。”

前边,那个戴钢盔的人还是一直顺着大街走去。他左边是一排残破的房屋,右边是营房的砖墙。他的汽车停在大街的尽头,我们的车子也就停在那儿一所房子的背面。

“我们就带他回’俱乐部‘去吧,”那女记者说。“今儿晚上我可不想让谁受到伤害。感情不能受到伤害,什么都不能受到伤害。嗨!”她就喊起来。“等等我们哪。我们来啦。”

那人站住回头一看,笨重的大钢盔随着脑袋转过来,显得滑稽极了,像是什么驯顺的牲口头上长的两只大角。他等在那儿,我们就迎上前去。

“是不是要搭我的车?”他问。

“不用了。我们的汽车就在前面。”

“我们都到’俱乐部‘去,”那女记者说。然后向他微微一笑:“你也来,顺便再带上一啤酒,好吗?”

“那就太好了,”他说。“我带什么酒好呢?”

“带什么酒都行,”女记者说。“随你的便好了。我还有些工作得先去做好。七点半左右碰头吧。”

“你要不要搭我的车回去?”他问她说。“那辆车上还得装这么些玩意儿,怕是太挤了。”

“好啊,”她说。“我挺高兴的。谢谢你啦。”

他们俩上一辆车,我们把摄影器材统统装上另一辆车。

“怎么啦,老兄?”约翰尼说。“你的女朋友倒让别人送回家去?”

“这场进攻战叫她看得心都乱了。她心里难受着呢。”

“看进攻战而心不乱的女人不好算个女人,”约翰尼说。

“这次进攻败得真惨透了,”那另一位摄影师说。“幸而她观察的距离还不算太近。今后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让她近距离看进攻。这种场面刺激性太大。今天她在那儿看,还不过像看电影一样。看去就像电影里的老式战斗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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