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后，在四月里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弗拉特角自己房顶书室里忙着写稿子，一个佣人进来说，圣让（我的邻村）的警察在楼下要见我。我对受到打搅很恼火，而且想不出警察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亏心事，定期的慈善捐款也已经交纳。他们还发给我一张身份证，被我藏在汽车里，预备开车超出规定速度或者在马路上停错地方被人捉着时，可以在出示行车执照时，让警察无意中瞧见，免得警告没有个完。当时我想很可能是我的那些佣人里面，有一个被人家写了匿名信（这是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可爱之处），因为她的身份证还没有办妥；不过，我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处得不坏，在打发他们走之前，总要请他们喝杯酒，所以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可是，他们（总是两个人一同来）这次来却负有完全不同使命。
我们握了手并且相互问好之后，年长的一个——他的称呼是班长，蓄了一部我从没有见过的又浓又密的上须——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用肮脏的拇指翻着。
“索菲·麦唐纳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他问。
“我认识的人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的警察局通电话，那边的警长要你立刻就去，［Vous_prie_de_vous_y_rendre］。”
“为什么？”我问。“我和麦唐纳夫人并不熟。”
我立刻想到索菲一定出事了，很可能和鸦片有关系，但是，弄不懂为什么会把我牵连进来。
“这个我不管。毫无疑问，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交往的。好象是她有五天没有回她的住所，后来，有人在海港捞到一具女尸，警察认为可能就是她。局里要你去认一下。”
我打了一个寒噤。不过，这事并不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她过的那种生活很可能使她在抑郁无聊之际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从她穿的衣服和随身的证件也可以认出是她来。”
“她被捞到时是赤条条的，而且脖子割了。”
“老天啊！”我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自己在动脑筋。很可能警察会强逼着我走，所以我还是遵命为上，落得个漂亮。“好的。我搭第一班火车就去。”
我看了火车时刻表，查到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班火车可以搭到土伦。班长说他会打电话报告土伦的警长，并且叫我一到达就直接上警察局去。我把必要的衣物装了一只手提箱，吃完午饭，就坐汽车上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