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
读者现在可能想起，自从他和农场主的寡媳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并且逃出农场之后，他是去波恩的。我急于想听他继续讲下去，但是，知道我必须当心，不要问些不必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到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尔堡上过一个时候的学。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觉得。”
“我喜欢波恩；在那边呆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家里租了一间房间；教授已经亡故，他的遗孀收容了两个房客；两个女儿都已经达到中年，做饭和家事都由她们担当。她们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开头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国话，别国话都不想讲；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国话即使讲得不比他的法国话更流利，至少吐音比他的法语准确。他穿得象个牧师；几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个黑衣教士，这使我有点意想不到。他是经修道院批准到大学图书馆来做研究工作的，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外表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并没有两样。身材又高又大，赭黄色头发，碧碧蓝的一双眼睛，红红的圆脸。人很怯生拘谨，看上去不大想跟我多搭讪，可是，礼貌相当周到，在餐桌上谈话时始终客客气气；我只在吃饭时见到他；午饭一吃完，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留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谈话，练习德语，他总是回自己的屋子。
“有一天下午，那至少已经在我迁来一个月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散一回步。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敢说单靠我一个人是不会发见的。我相当能够走路，可是，他随时都能击败我。这第一次散步，我们一定足足走了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文，井且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很有谈吐，说他愿意尽量帮助我。这次以后，我们每星期总要出去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在巴黎时，我读过一些哲学，斯宾诺莎啊，柏拉图啊，笛卡尔啊，但是，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都没有读过，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正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作了一次短途旅行，越过莱茵河，坐在一家卖啤酒的园子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想来是的，”我说。
“他迅速扫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埃斯库罗斯起来；你知道，我学过希腊文；他对这些伟大的悲剧家之熟悉，我简直无法望其项背。听他谈很给人启发。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的保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经常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家指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理由。我们的帮佣玛莎是一个顽固的浸礼会教徒；我做小孩时，她时常告诉我地狱里的烈火，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在地狱里受苦，以此来吓唬我。村子里某些人，她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要给他们惩罚，就形容给我听，他们在地狱里将要受的各种苦难，自己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冬天，我和恩夏姆神父已经混得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着恼过。人平和忠厚，比我可能指望的还要胸襟开阔，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但谈起话来，往往把我当作好象和他一样有学问。对待我非常耐心，仿佛除掉帮助我之外，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患了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给了我热水袋，坚决要我睡上床。恩夏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晚饭后，来到我的房间。我除掉腰痛得很厉害以外，人还是好好的。你懂得书呆子的为人，他们对书总要弄个明白；我把手里看的书放下时，他就拿了起来看看书名。那是一本讲梅斯特·艾克哈特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铺里买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曾经涉猎过相当一部分有关神秘主义的书，并且和他谈到考斯第以及他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的。他用那双碧碧蓝的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只能形容为爱惜。我感到他觉得我相当可笑，但是，同时对我的钟爱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在乎人家认为我有点象傻瓜。
“你在这种书里面想寻些什么？”他问我。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答，“至少就会去寻它了”。
“你可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你说想来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人问我这些个人问题，所以首先想到的是告诉他，说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脸色非常和善，使我感到没法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不想回答相信，也不想回答不相信。也许是我的腰痛要说话，也许是他对我的某种影响。反正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经历。”
拉里迟疑了一下。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知道他讲话的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那个黑衣教士。他已经把我忘却。我不懂得是什么时间因素抑是地点因素使他违反自己的沉默性格，不经我敦促，就把他长期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他送我进的是麻汾中学。只是因为路易莎·布雷德利伯母跟他唠叨个不停，到了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怎么行，只是还对付得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飞行特别迷。那时候，飞行还处在早期，鲍勃叔叔对飞行和我一样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就说愿意给我想办法。我年纪虽小，个子却长得高，十六岁就完全可以充十八岁。鲍勃叔叔叮嘱我务必保守秘密，因为他晓得人家知道他让我飞行全都会骂得他臭要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帮助我溜到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的一位熟人的。结果是，到了十七岁时，我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全是非常蹩脚的飞机；你每次上天等于拿性命打赌。飞行的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透顶的，但是，我们全不懂得，反而认为了不起。我真爱飞行啊。我没法形容飞行时心里的感受，只觉得自己又得意又快乐。在天上，飞得高高的，觉得自己成了某种伟大而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不再是先前那样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当我飞到云层以上，看见那些云就象大群绵羊似的在我脚下，我的感受就象和无限合为一体了。”
拉里停了一下，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窝里盯着我，可是，我说不出他是否看见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这使我感到惭愧。”
“惭愧？”我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惭愧，因为那个孩子只比我大三四岁，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勇敢，在不久前还是充满生命力，还是那样善良，而现在只剩下一堆烂肉，那样子就象从来没有活过似的。”
我没有说什么。我读医科时曾经见过死人，在战争时看见的还要多。使我倒胃口的是他们看上去非常渺小，一点尊严没有。只是些弃置不用的木偶。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并不是为自己担心；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家里。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如果航空没有什么干头的话，我就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无所事事一下。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没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事情。这好象很无聊。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我能够活着只是靠运气；我要一生有所作为，但是，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要有恶。我知道自己很肤浅；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但是，我要学，所以我就胡乱地读起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