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郊外莱茵河畔我的小屋里,我作了许多研究和思考。生活就这样在我身旁流逝而去,既无湍急的江河把我卷入,也无强烈的激情和同情炽热我的心,使我摆脱抑郁的梦。除去日常必需的事情以外,我正为一部有关最早的方济格派修道士生活的著作做准备工作,不过,这不是创作,而是旷日持久的一点一滴的材料的搜集,它并不能满足我的渴念所产生的欲望。我开始回顾苏黎世。柏林和巴黎的生活,弄清楚我的同时代人基本的愿望、激情和理想。在他们中间,有人着手废除历来的家具、糊墙纸和服装,让人们去习惯更自由、更美好的环境。有人致力于用通俗的文章和报告传播黑克尔①的一无论。有些人认为值得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另有人为维护陷于贫困的下层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或者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剧院和博物馆应为民众建造,应为民众开放。在此地,在巴塞尔,又有人反对喝酒。

①黑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生活、欲望和运动;但是。没有一项我觉得是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即使所有这些目的今天均已达到,对我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触动。我无望地靠到椅子上,推开面前的书和纸,思索,思索。接着,我听到窗外莱茵河的流水声,风的呼啸声,深受感动地静听这种语言,一种埋伏在四周的强烈的忧郁和渴念的语言。我看着夜间苍白的云大堆大堆地象受惊的鸟群一样不安地飘过天空,听着莱茵河在流淌,想着我母亲的死、圣方济格、雪山环抱的故乡、淹死的理查德。我看到自己在攀峭壁,为罗西·吉尔坦纳摘取杜鹃花,我看到自己在苏黎世沉湎于书本、音乐和交谈,同阿格丽哀蒂黑夜泛舟湖上,看到自己因理查德的死而绝望,旅行,回国,复元,又复痛苦。有何意义?为何目的?呵,上帝,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出戏,一段偶然的经历,一幅人为的画了我难道未曾忍受过情欲的痛苦,努力去求索才智、友谊、美、真理和爱吗?渴念和爱的热浪不是始终还在我心中翻腾吗?但一切都徒劳无益,反而成了我的痛苦,对别人也并未成为欢乐!

接着,喝酒的时机酝酿成熟了。我吹灭了灯,摸索着走下很陡的环形楼梯,出现在一家出售韦尔特利纳酒的大酒馆或者卖沃州酒的小酒店里。人家把我当作好顾客,尊敬地迎上来,而我呢,通常很固执;有时还很粗暴。我阅读《西姆普利齐西姆斯》①,它每回都使我生气。我喝着酒,等待着酒来安慰我。这位甜蜜的神用他那女性的柔软的手抚摩我,使我的四肢变得舒服而疲软无力,随后引领我的迷路的灵魂到美梦之乡作客。

①一种政治性讽刺周刊,1896年由慕尼黑出版商阿·朗根创办。

有时,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待人,甚至大声骂人来取乐。我常去的饭店里,女侍者都怕我,骂我粗鲁、成心找岔,老是要求退货赔款。当我同别的顾客交谈时,我也总是冷嘲热讽,粗暴鲁莽,别人自然也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有少数几个酒店常客,全都是未老先衰、不可救药的罪人,我有时同他们一起消磨一个夜晚,相处得还算可以。尤其是他们中间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外表粗鲁而心地不坏,以绘图设计师为业,厌恶女人,好讲猥亵的笑话,是第一流在行的酒鬼。如果我晚上在哪个酒馆单独遇上他时,总要一起狂饮一场。先是聊天,开玩笑,一边品尝一小瓶罗特酒,接着,渐渐地以喝酒为主,谈话声沉寂下来,我们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各抽各的布里萨戈雪茄。各自喝空面前的酒瓶。我们两人真是棋逢对手,总是同时让人重新把酒瓶灌满,半是尊敬半是幸灾乐祸地瞧着对方。有一次,在暮秋酿新酒的季节,我们两个一同到马克格赖夫勒一带,跑了几个产酒的村子,在教堂的鹿苑里,这个老头子向我讲述他生平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而荒唐,可惜的是我全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讲的一则喝酒的趣闻,这已是他晚年的经历了。那是某地农村的一次节庆。他是客人,坐在贵宾席上。一上来就把神甫和乡长灌得醉醺醺的。可是那位神甫还得致词呢。人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到讲坛上,他却胡说八道了一大通,人家只好请他下去,由乡长来顶替。乡长开始大声地即席演讲,可是,他头重脚轻,突然感到身子不适,便根不礼貌地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与往常讲话时大不相同。

我后来真想再听他讲讲这类故事。可是,在一次射击比赛的晚会上,我和他吵了一架,闹翻了,互相揪胡子,最后怒气冲冲地各奔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仍有好几次在酒店相遇,成了仇敌,自然各占一张桌子;但是出于老习惯,我们默默地互相观察着、以同样的速度喝酒,一直呆到其他顾客早已散尽,人家也来请我们走时方才罢休。我们再也没能言归于好。

我一直思索着自己的悲哀和在生活上无能的原因,但是毫无结果,而且令人疲倦。不过,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而是充满着神秘的内在动力,相信时候一到我还会成功的,会创作出深刻的佳作来,至少从冷淡的人生手里夺来一捧幸福。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吗?我愤愤地想起,那些时髦的神经质的先生们,用成千上百人为的启发刺激自己进行艺术劳作,而我身上过去和现在都蕴藏着充沛的力量却还未消耗过。我又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障碍,或者竟是恶魔,硬让心灵凝固在我的精力和体力均极充沛的躯体内,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自认是一个与众不同又总要吃点什么亏的人,没有人知道、了解和分担他的苦恼。忧郁不仅使人得病,而且使人高傲自大,目光短浅,几乎目空一切,这就是忧郁同恶魔类似的地方。这样的人总以为自己象海涅笔下索然无味的阿特拉斯①,世界上一切痛苦和谜都担在他一人的肩上,仿佛并没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忍受这同样的苦难,困在同一座迷宫里找不到出路。另外,我在离群索居和远离故乡的情况下,竟完全忘记了我的大部分性格和特点并不象家庭的遗传和卡门青族时缺陷那样是我固有的。

①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巨人族泰坦的后裔,受宙斯的处罚,用头、肩支天。海涅的诗见《歌曲集》中《还乡曲》第27首。

每隔数周我总要到那位好客的学者家去一次。与他家来往的人,我渐渐的几乎全都认识了。那些人多半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其中有不少德国人,各种学科的都有,还有几个画家,几个音乐家,以及几个市民和他们的妻子女儿。我经常惊讶不已地瞧他们把我当作稀客一般问候致意,听他们讲每星期要见多少多少次面。这些人老是呆在一起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多数都具有社交人士的固定模式,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有好交际和互相看齐的想法,唯独我是例外。在场的还有某些出色而有地位的人士,这种恒常的社交显然丝毫不会或者很少消耗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我可以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作长时间的交谈。但是,一个挨一个,每人面前只站那么一分钟,对女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说些恭维话,而且还得一心多用,同时留心手上的茶杯、注意两伙人的谈话、聆听一支钢琴曲,还要装出活跃、愉快的模样,这我实在办不到。我最忍受不了的,是非得谈论文学艺术不可。这方面的言谈,很少是经过思索的,更多的是谎言,多得数不清的是扯淡。我也跟着说谎,但是没有任何乐趣,反倒觉得这许多废话实在无聊还有失尊严。我宁愿听哪个女人谈她的孩子,或者讲讲自己的旅行、生活小事,或者其他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样,我有时会变得很亲切,几乎很愉快。但是,在这类晚会结束以后,我多半还要上酒店,用韦尔特利纳酒冲去喉咙里的干渴和糟糕透了的无聊。

在这些社交晚会上,我有一次又见到了那个黑发的年轻姑娘。在场的人很多,奏起了音乐,诱发他们习以为常的喧闹声。我拿着一个画夹,坐在一个冷落的有灯的角落里,那是些托斯卡纳的风景画,不是司空见惯的追求效果的那一类,而是画意深切、非第三者能窥得其中妙处的写真,多半是屋主人的旅伴和友人的馈赠。我正巧找到了一幅,画的是圣克利门蒂幽静的山谷里一所窗户狭长的石砌小屋,我知道这个处所,曾几次去那里散步。山谷离菲埃索勒很近,但成批的游客很少去,因为那里没有古迹。这是一个具有冷漠而奇特的美的山谷,干枯贫瘠,几乎无人居住,夹在险峻的秃山间,远离尘寰,人迹罕至,凄清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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