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我们做的也许是疯事，然而这也许是有益的、必要的。人类动脑筋过分，想借助于理智之力把并不是理智所能达到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不好。这样就会产生两种理想：美国人的理想和布尔什维克的理想，这两种理想都是非常明智的，但是由于两者都非常天真地把事情简单化，它们就可怕地歪曲生活，使人无法生活。原先把人看作是崇高的理想，可是现在对人的看法正在开始变成千篇一律的模式。我们这些疯子也许能使它重新高尚起来。”古斯塔夫哈哈一笑，接过话茬答道：“老弟，你讲得妙极了，领教你这口智慧之井的泉涌之声真是一种快乐，受益匪浅。也许你讲的话也有时的地方。不过，劳驾你，现在还是先装子弹吧，我觉得你梦想太多了一点。随时都会有小虎跑上来，我们用哲学可打不死它们、枪膛里必须老有子弹才行。”
开来一辆汽车，马上就被打中了，公路被堵住了。一位红头发壮汉幸免于死，在破车旁挥手跺脚，向四周探望。他发现了我们隐蔽的地方，吼叫着跑过来，举起手枪向我们开了几枪。
“您快走开，要不，我就开枪了，”古斯塔夫冲下面喊道。那汉子瞄准他又开了一枪。于是我们也开了两枪，把他打倒了。
后来又开上来两辆车，我们——一把它们击毁了。这以后，路上空空的，寂静无声，这一段路很危险的消息大概传开了。我们从容地观察前面的美景。山脚下，湖的彼岸是一座小城，城的上空冒着烟，我们看见房子一幢接一幢地起了火，我们也听见枪声。多拉小声地哭了起来，我抚摸她那沾满泪水的脸颊。
“难道我们大家都得死吗？”她问。没有人回答。这时，从下面上来一位步行的人，他看见路上堆着许多破汽车，围着车东闻西看，然后弯身进了一辆汽车，不一会儿从里面拿出一把花阳伞，一个女式手提皮包和一瓶酒。他心境平和地坐到墙上，嘴巴对着瓶口喝着酒，一边从提包里拿出锡纸包着的东西吃了起来。他把那瓶酒喝了个精光，用胳膊夹着阳伞，快活地继续往前走了。他悠闲自得地走着。我对古斯塔夫说：“现在你能向这位讨人喜欢的汉子开枪，把他的脑袋穿个窟窿吗？天晓得，我可做不到。”
“也没有人要求这样做，”我的朋友都吹了一句。他的心里也觉得不好受起来。我们没有再看那个人。他表现得那样善良、平和和天真，一身清白无辜，我们突然觉得，那些曾认为非常值得赞许、非常必要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和厌恶。见鬼去吧，所有这些鲜血！我们感到羞愧。不过，据说在战争中，甚至将军们有时也有过这种感觉。
“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多拉诉苦道，“我们该下去，在车子里肯定能找到点吃的东西。你们这些布尔什维克难道不饿？”
山下，在烟火弥漫的城里响起了教堂的钟声，那钟声听起来既令人激动又令人害怕。我们准备下树。当我帮助多拉跨过哨棚的栏杆时，我吻了她的大腿。她爽朗地笑了。正在这时，树枝折断了，我们两人跌下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