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安德罗波夫死了，不久登上宝座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了，但它以失败而告终。鲍里斯①在随从们的簇拥下，登上了宝座。
“①即现任俄罗斯总统叶里钦。”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即今年四十岁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命运。五年来他在大量涌现的新俄罗斯人中，走马灯似地经常变动的部长们和漂浮中拼命坚持的党务工作者之中，虚与委蛇，曲曲折折地走着。尽管嗅觉灵敏，波里斯还是不知道往哪里靠岸好，生活与形势变得实在太快了。党瓦解了，连牢不可破的克格勃也四分五裂了，纷纷化为一些相互敌对的集团。经验告诉波里斯：千万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一个筐子里②，特别是在今天。他并不羡慕那些在短期内成了百万富翁的朋友，确切点讲，是熟人，而不是朋友。俄罗斯过去一直是中央集权很强的大国，而且有着非常强大的警察机构。他认为不论我们被抛到哪里，被扔向何方，我们终归还是要抛锚的。到那时，成百上千万的财产就会被没收，财产的主人会被关起来，要不就得奔走他方，浪迹天涯。波里斯本来是有机会去参加搞石油的，但他不走运，头头们慌了张，多数离开了，一些陌生人占据了他们的位子。不过他还是乘机捞了几大把，在远处的一家银行里开了个户头，并决定暂时把这笔钱忘掉。有一些人对他很了解，他们重视波里斯·加依的意见，定期向他请教。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不仅能够给他们出主意，而且可以参加谈判。与仲裁法庭不同，他能很快地找到使争论各方，甚至是敌对各方都很满意的解决办法。加依在一家国际康采恩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普通律师。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波里斯·加依，没有认真地把他当官员对待。这反而使他感到很满意。他转手收取佣金，却不交税，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没有预见到的事。康采恩的一个可靠的伙伴借去了几百万美元，使它处于破产的边缘。加依被请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人们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势，然后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怎么办？”波里斯没法回答，要求考虑两天，说完就乘车到郊外公馆找债主。
“②意思相当于汉语中“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谈判持续了一天一晚多，中间只有睡觉和吃饭时才中断一下。一个巧妙而又简单的办法很快就找到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这样的骗人勾当马上就会遭到揭露，可在俄罗斯它却安全无恙，平静地过去了。诚然，对一方来说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它却把波里斯·加依的威信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们周密考虑的骗局，其实非常简单。愈是简单、愈是规模巨大，在俄罗斯反而容易成功。你们回忆一下三M公司①的广告案，就会深信不疑的。
“①这是1995年轰动俄罗斯的一次大诈骗案。”
受到破产威胁的康采恩把所有的现金都转到了波里斯·加依几个老板的账上，当然没有忘记他本人。此后债主去向中央银行提出巨额借款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宣布自己无力还债。数以百万计的小额存户便被弄到了没有裤子穿的地步，可他们却一边在法律上办理破产手续，一边分赃。
一切都是按预先的设计发展的；在一个阴雨的早晨，银行的行长在他自己的汽车里被炸，随后的大火烧毁了两个康采恩之间进行交易的全部文件。了解这次行动的人中，有谁会相信波里斯·加依对于所发生的事没有责任，与爆炸没有任何关系呢？谁也不会相信，而且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可以对一个人的死、对其他一些人的痛苦进行嘲笑的话，那么最可笑的是：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没有雇佣杀手，而且对于已发生的事，还是从报上知道的。
波里斯·加依的两手是干净的，所以他经常良心无愧地生活在世界上，而在这次事件中，他更是如此。他不去上班了，决定装病、等待。一天以后，老板打电话来了，这次他没让秘书打，而是亲自拨的电话。
“贵体如何，亲爱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他很客气地问道，但加依却感觉出了老板的声音紧张。
“老板相信是按我的指示把对手搞死的。”加依明白了，停顿以后，他回答说：
“医生们说我得的是高血压症，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过，很虚弱。不过我很快会好起来的。”
“您听说出了一场大不幸的事吗？”
“我在报上看到了。很可怕。今天的财经工作者，就像埋地雷的工兵，只能错一次。老板，您该晚上来找我，我们有话可谈。母亲在国外，父亲住在别墅里，我一个人在家。”
主席没有作声，他在等待类似的提议，但直接提出要他来，又觉得太厚颜无耻了。
“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加依讨好地说，“我们有必要谈谈。如果我们坐进您的办公室，就会有人来作不必要的谈话。我们本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吃饭，但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把我们当阴谋家，而莫斯科其实是个大村子，很容易被人瞧见的。要是上级首长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工作人员的话……”
“对，对，那是当然，”老板打断他的话，“七点左右。您不是住在街心花园路吗？”
加依口述了他的地址。为了准备接待高贵的客人，波里斯擦去了客厅里的灰尘，拿出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桌上用品，准备了一顿极好的晚餐。他觉得自己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不知怎的，他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英雄杜·洛阿。但似乎在他、波里斯·加依和漂亮的冒险家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企图回想起那位文学英雄保护人的名字，又没想出来，于是转到了当前的谈话。虚荣与对权力的渴望，近几年已经成了他所固有的东西，原来隐藏在心的深处，现在露到外面来了。但他很清楚，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控制。
老板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七点正准时来到，很克制地问好以后，把住房仔细打量了一番，说：
“过去建房，很讲究它的坚固性，可以住上几百年的。您没搬到新房子里去，是做得很正确的。令尊是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呢？”
“他在一家经营不动产买卖的公司里当顾问。”波里斯把客人引到浴室里洗手，邀请他入席。
他们两个没有喝酒，但主人斟了两小杯伏特加，把自己的一杯举起来，说：
“让我们纪念上帝的奴隶，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不错的伙伴。”加依一饮而尽，觉得老板的目光紧盯在他身上。他把鱼子酱放进夹心面包里，问：“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许多东西取决于老板的头几句话。如果他默认保留公司的资本以后，加依已经成了新的代表，那是一回事；如果老板装傻，那谈话就困难了。加依不打算把自己的有利地位交出去，尽管偶然得到的这笔财产的具体数目，他并不清楚。
“有什么建议？我准备洗耳恭听。”
虽然这答复是非常自然的，但加依却暴跳如雷。他把刀子放在盘子上丁当一敲，挑衅性地望了老板一眼。
“我几乎已经把亏损减少了四分之三，”他心平气和地低声说着，但清清楚楚说出每一个字，从而赋予这些话语以特殊的意义。“不幸的事件，”加依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停顿是偶然的，但相当使人感到惊恐不安。“不幸的事件，”加依重说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它所产生的效果。“大大改变了情势，您个人发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财。”
“是八十五万，”老板一边纠正一边擦他汗淋淋的前额。“靠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去发财，是不道德的，不过我甚至无法用这些钱去还清死者欠下的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某些贷款人的神经会受不了的，所以……”他摊开两手。
加依在这里下了一着虽是临时想到的，却是非常厉害的棋。他站起身来，画了一个很宽的十字，说：
“我们大家都是走在上帝的下面。”接着又画了一个十字。
老板面色苍白，惊呼：
“我真的不能还钱，不是我们的谈判结果谁也不知道吗？侦审开始了，我站在一旁，因为死者在临死前还清了他欠我们公司的债。我为什么要钻出去解释，从而承认这桩非法的交易呢？”
加依明白，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所以对愚蠢的问题不打算回答。他斟上第二杯酒，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说：
“我们为活人干杯，祝他们走运。”加依没打算进行威胁，一切听其自然。他说的是他内心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