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清早检查？”戈依达大吃一惊，说。
“我说得不对吗？”
“说得对。”戈依达拿起信封，把照片晃了晃，看了看，就收进公文包里。“你太聪明了。”
“我本来可以挂电话说的，你跑了很久，跳一跳吧！”
“这是目前首先要办的一件凶杀案。死者是银行经理，一出家门就被击毙了。”
“这种事常有。”
“别厚颜无耻，这可不合你的身份。”
“哪个密探负责这个案子？”
“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他们人不坏，很努力。”
“亲爱的伊戈尔，快说吧，别扯橡皮筋啦。”古罗夫抓起窗台上的烟灰缸。
“你懂吗，一家银行破产，没有支付能力，这是很普通的事。从各方面看，死者是个正派人，最近一个月他卖掉了一座别墅、两部汽车，尽力还债……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是住在澳大利亚，就是住在德国。好像他弟弟受到过警告，说他如果在两个星期之内不付出五十万美金的话，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将和死去的哥哥葬在一起。”
“他弟弟在哪里工作？他能付出这么一大笔钱吗？”古罗夫关切地望了侦查员一眼，问道：
“弟弟是同一家银行的董事。”
“你说他似乎收到过警告信，他到底收没收到？”
“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过。他们两兄弟姓阿里亚辛，死去的哥哥名叫阿纳托里，活着的弟弟叫波里斯。我审问过他，顺便问过他，他哥哥死后有没有人威胁过他，向他提过什么要求？他竭力否认！我觉得他是在撒谎，他害怕。”
“阿里亚辛成家没有？”
“没有，他是单身。”
“把他的全部资料给我吧。”
侦查员开始写，密探则继续往下说：
“你出什么事啦，伊戈尔？你不是聪明人吗，怎么在两棵枞树中间迷了路呢？”
“你给我解释一下。”侦查员把写有波里斯·阿里亚辛的全部材料的一页纸，递给古罗夫。
“单靠卖去一座别墅、两辆汽车，是还不清银行所欠的债的。死者打算逃往国外，但据我的当事人说，贪婪毁了这位公子哥儿。他本应该抛弃一切飞走的。”
“别欺侮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过此事。从各方面来判断，死者是个聪明而又小心谨慎的人，但别人抓住了他，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企图不还清银行的全部债款，而只还某几笔具体的债款。搜查他的住所时，没有发现外国护照，可死者本来是有的。有理由假定他的护照连同他的机票一起被人拿走了。”
“很可能，死者已将一笔很大数目的款子转到了他弟弟的名下，黑手党解决了他一个，又转而对付另一个了。你哨声一吹就开球。今天上午将军说他怀疑刑事犯罪机构里面……”
“出现了新的组织，”侦查员打断他的话，“分析人员得出结论，已经建立了一个讨债的组织。”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叫做‘生活服务部’。”
“那么火葬场就该挂出一块透明标牌：‘欢迎光临’。”
“可你却说我厚颜无耻。”古罗夫把烟熄了，站了起来，把烟灰缸往纸篓里抖了抖，然后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很可能我们正是要与这个‘服务部’打交道。银行的债主中有熟人吗？”
“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雅申。”
“老朋友！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在总统保卫局。有意思的是他怎么搞到金融界去了呢？我说远了。既然民警局和检察院都知道有人在开始集中索债，那么‘服务部’的领导肯定事先得到了警告。”古罗夫坐下来，叹息一声。“我的处境，说轻一点，也是糟透了。”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写东西，古罗夫则在办公室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口授：
“对阿里亚辛建立户外观察，监听他的电话。”
“谁去执行？”克里亚奇科冷淡地问道：“谁去同检察长斗呢？”
“奥尔洛夫中将。”
“把玩笑话也写上吗？”
“写上，写上，”古罗夫嘟嘟哝哝说道，“如果局长和我们心爱的朋友认为，他参加目前的工作仅限于作一般性的指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将军就大错特错了，”克里亚奇科重复了一遍，不过他写的当然是另一番话。
古罗夫对玩笑没有反应，他继续往下说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设计人员感兴趣的，主要看是否对阿里亚辛进行了观察。一旦观察被发现，应该将注意力从阿里亚辛那里转移到进行观察的人身上，而且马上向设计人员报告。写好了吗？”
“纸上写什么都是受得了的。”
“访问阿里亚辛的住所，并检查它里面是否安装了窃听装置。”
“也许，访问一词需要作一番解释才行？”
“我不是扫盲学校的老师，不打算教这些专业人员如何钻进住所里去。他们可以切断电话，然后派个师傅进去，或者找个别的借口进去。”古罗夫开始发怒了，不过还是说道：“你说得对，访问与拜访，拜谒差不多，所以绝对不合适。你就简单地写上‘检查’吧，看阿里亚辛的住所里是否有窃听装置。”
“万一有呢？”什么都喜欢问得一清二楚的克里亚奇科问道。
“那就糟了，反间谍局是不会承认的，我们只会猜想是谁安的窃听器。不是同行，就是刑事犯中有威信的头目。我们是不会指示在这方面搞间谍活动的。”
“其实正是间谍才可以查出具体的结果来。”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道。
“你是聪明人，但也是个傻瓜，”古罗夫反驳说，“我并没说在这种工作上不搞间谍活动。我要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供给正副部长、甚至新闻记者的公文包，让这些记者认为没有什么不让他们知道的秘密，也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坐探搞来的情报和对情报的分析我们将分开保存。”
“我的助手所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克里亚奇科说道。
“我在猜。我想，即便是我的哈里托诺夫，刑事犯头头利亚列克的右手，也帮不了多少忙。在最好的情况下人家可以给我们指一指房门，但开门却谁也帮不了忙。斯坦尼斯拉夫，你觉得什么人能够组织起这么个‘服务部’来呢？”
克里亚奇科把自来水笔放下，把公文包推开，沉思起来。古罗夫耐心地等着，不慌不忙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不是正在守法的小偷，他们很保守，对新玩意儿很警惕，甚至觉得很难忍受，因为他们的威信依靠的是古老的偷窃方法。”
“然而这人得在一定的范围里有份量才行，否则他马上就会被人盯死并受到讹诈的。”古罗夫说道。
“要不他就是过去克格勃的人，也就是说是很了解坐探工作原则的人！”克里亚奇科停顿了一下，“我们假定他是干我这一行当的，一名高级侦探。首要的，最复杂的事是挑选人。为了防止渗进坐探，我认为身边最多不超过三个人，最好是不让他们相互知道。”
“我同意，对他们三个都要信任，但对他们每个人都要监督，”古罗夫补充说，“三个中间应该有一个守法的小偷，以便同其他的小偷和他们各自的区域保持联系。”
“干嘛要与小偷保持联系？”克里亚奇科反对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过去了，不过，这一点小偷们并不承认，正是他们还保持着各自的区域。同他们可以不合作，但打起来却很麻烦，不管你怎么说，组织里反正得有一名正在守法的小偷。”
“还需要一名刑侦局的侦查员或者反间谍局的侦察员，他得领导其他的作战人员。这样的一个人，我得亲自从我过去认识的人中去寻找。最好他现在有工作，如果是开除的更合适，当然是没判过刑的，”克里亚奇科沉思起来，连连摇头。“也许判过刑的更好？”
“这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古罗夫回答说，“还需要一个年轻的、有头脑的、可以控制得了的、而且在那些‘冻坏了的人’中间有威信的土匪。”
“他们没有有权威的头头。”
“有的，斯坦尼斯拉夫，不过，他们活不多久就是另一回事了。身边的人都得是明白人，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不过，我认为不会错得太厉害。俗话说各种方案都是可能的。我以为他们的首领是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可以排除，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是不会去莫斯科的，至于阿塞拜疆和高加索人嘛，他们又正在闹矛盾。俄罗斯人在刑事犯罪分子中间似乎不讲民族性。”
“你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这不是我对我们的看法，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古罗夫嘿嘿一笑。“如果有人向你求助，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俄罗斯人你才肯伸手吗？不，车臣人对车臣人，阿勃哈兹人对阿勃哈兹人，都是会伸手的，而且不是伸一只手，而是伸两只。我们人多，曾经有过俄罗斯帝国，过去的苏联也在莫斯科地下活动过，因为俄国人联合起来，不是因为民族特征相同，而是由于利益一致。总的说来，这是个复杂问题，我认为新成立的犯罪组织的头头是俄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