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我携家眷前往索契,之后应邀前往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处,受到了他的热情和诚恳的接待。

我不由地想起了30年代初。当时,铁木辛哥指挥骑兵第3军,我在他手下担任以英国无产者命名的萨马拉骑兵师师长。军长深受我们全体骑兵军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尽管身居人民委员要职,却依然待人朴实,平易近人。

铁木辛哥建议我再度出任骑兵第5军军长(我在1936—193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个军奉调开赴乌克兰,因为还在行进路上,所以人民委员派我暂时归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大将调遣。我的任务是帮助朱可夫检查解放比萨拉比亚的部队出发前的准备情况。人民委员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用电话通知了军区司令员。

我被编入一个由军区司令员领导的将军小组,我们经常下到部队去。朱可夫将军交待的任务令我感兴趣,使我清楚地看到了我军的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但是,我同他在乌克兰一道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朱可夫前往莫斯科担任总参谋长,我从比萨拉比亚返回后担任军长。

在解放进军期间所取得的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们指挥员们在组织部队的战斗训练中努力应用这些经验。

30年代末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成为即将组建的第9机械化军军长。这完全是始料不及的,因为我在骑兵部队渡过了27个年头。我是于1914年8月份在旧俄军队的卡尔戈波尔龙骑兵团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的,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都是在骑兵部队中渡过的。1917年10月以后我仍然在骑兵部队,成为红军部队的一员。

总之,我对骑兵这一兵种情有独钟,打心眼里喜爱它。我在这里受到了很好锻炼——无论是在战斗中或是在和平时期,我在这里从一名骑兵连连长逐级升至军长。我熟知一位骑兵指挥员所应具备的独特的坚毅性格,因此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调到一个新兵种工作自然使我不无担心之处,我能不能胜任机械化部队指挥员的工作呢?但是,上级给予的信任和我以前对前景无量的装甲坦克兵团的浓厚兴趣使我鼓起了勇气,受到了鼓舞。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想到这些,我振作了起来,以全副精力地投入了这项新的事业。因为我知道,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组建这个军。

应该说,骑兵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丧失其昔日的作用了。战场上出现了大量用自动武器(机枪)、速射火炮、坦克和飞机装备起来的军队,出现了绵亘正面,隐蔽在掩体内并用铁丝网防护的军队使骑兵队伍不能顺利行动。骑兵和步兵一样被安置在掩体内,马匹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俄国国内战争使骑兵在短时间内重新发挥作用,这是由一些特殊情况所决定的,首先是因为战场上还没有绵亘的正面。骑兵作为当时行动最为灵便的兵种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国家的马匹来源丰富和旧的骑兵干部较多也是原因之一。共产党提出的“无产者,上马!”的口号迅速成为行动,红色骑兵在粉碎国内反革命和外国干涉时高呼这一有分量的口号。

岁月流逝。人民继续实现党所提出的口号——在发展现代工业方面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五年计划使以更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军队成为可能。军事思想不断发展,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科学相比,我国的军事科学远远走在前面。当时在西方流行杜黑和富勒的军事理论。前者夸大空军的作用,说什么空军能单独决定战争的结局,后者则宣扬坦克的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坦克、飞机,还是炮兵、步兵,都给予应有的地位,把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作为武装力量训练的基础,这一点在大纵深作战理论中得到体现。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提出与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当然,当时还有留恋骑兵的人,但是他们已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了。装甲兵团的组建正是由于裁减骑兵才得以开始的。

早在30年代后5年,我国的武装力量就有了相当数量的新组建的机械化军。

红军的组织编制和军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军队面临的任务,各级指挥人员的训练水平也处在应有的高度上。大部分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具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取得的经验。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够对任何敢于进犯苏维埃祖国的敌人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30年代末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的军事干部也是有缺点的,这不可能不反映在军队的组织和训练上。

尽管波兰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时都十分英勇,但是波兰的武装力量还是被闪电般粉碎了。法国的军事行动的结局更为悲惨。这充分证明,有强大的装甲和摩托化军队以及强有力的空军的德国拥有多么大的优势。

从此我国开始大量组建机械化军。令人高兴的是,正确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我们重新组建了现代战争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大型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我就是在这种组建热潮中改行的,我告别了骑兵,成为坦克兵的一员。

机械化第9军由3个师组成,它们是:由H·B·加里宁上校指挥的摩托化第131师,由H·A·诺维科夫少将指挥的坦克第35师和M·E·卡图科夫上校指挥的坦克第20师(附带说明一下,战争初期,由于师长生病,该师由副师长B·M·切尔尼亚耶夫率领投入战斗)。

我们这个军直接隶属基辅特别军区。

当时我们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使我们这个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的速度越快,人民和党交给我们的职责就会履行得越好。还在组建过程中就让各分队、各部队和整个军展开全面的战斗训练,因为大部分补充进来的人要从头开始训练。使我这个军长感到幸运的是,我身边的助手都是有文化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善于把作战中所需要的本领教给战士和指挥员。我想首先介绍一下39岁的参谋长阿列克谢·加夫里洛维奇·马斯洛夫少将,他是一位正如当时常言所说的“院士”(也就是说,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他负责军司令部,工作搞得不错,对下级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抓得很紧,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使他们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学会独立思考。我喜欢他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思维敏捷,尊重部下的首创精神,天生善于和士兵打成一片。在使我们军作好准备以迎接未来考验的工作中,技术副军长弗努科夫上校和政治副军长加米涅夫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时不我待,德国法西斯被在西欧取得的胜利所陶醉,开始在巴尔干半岛作战,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大家都预感到,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国家卷入日益升级的战争旋涡的时刻越来越靠近了。

坦率地讲,我们都不相信德国会恪守同苏联签定的条约。显而易见,德国早晚会进攻我们的。但是苏德条约给了我们赢得巩固国防的时间,使帝国主义者失去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希望。

这种“拖延”会持续多长时间,在我们军的范围内无从知晓。但是我们没有虚度光阴,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指挥员和司令部的训练上。进行了带通信工具和识别标志的首长司令部野外实习、图上军事导演和沿着战争突然爆发时我们军最有可能的行军路线进行野外行军作业,责成全体军官确保分队和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不要坐等齐装满员。

读者将会看到,战争期间我指挥第9机械化军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如此,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个军的军官们,他们理解自己的军长,深刻认识我们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知道战争迫在眉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日子里所做的那些事并非毫无收获,这一点我们在1941年6月深有感受。在培养指挥人员的独立性、果断坚决和勇敢精神上我没有白费力气,一个指挥员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能胜任指挥。

日复一日,我们终于达到了这一点。我们军的军官们都能够主动和独立工作,大家的警惕性也很高。我知道,当时其他一些军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的情况较差。他们惊慌不安,忧心忡忡。

1941年5月,基辅特别军区新任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举行全方面军范围的野外行军作业,我们机械化军也参加了,在罗夫诺、卢茨克、科维利方向与第5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动作。

在参加野外行军作业期间,我了解了我们机械化军可能行动方向上的相邻地区和其他地段,修建筑垒地域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那个时候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有接触过大的政治问题,作为一名指挥员,我只是根据1941年前积累起来的实战经验和战术、战役、战略方面的知识进行推断。

就是根据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很少的材料也可以对德军的行动作出某些判断。在波兰和法国,德国人采用了纵深战斗理论的某些原则。在进攻战役中,他们让坦克兵团、摩托化兵团和轰炸航空兵起主导作用;集中全部兵力形成拳头,以便在短时间内粉碎敌人;以强大的楔形攻势实施突击,以高速度沿钳形方向进攻。他们特别注重突然性。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力求使火药保持干燥。

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21年到1935年间我在滨海地区和外贝加尔服役的日子。“邻国’稍有动静,或者它的部队向我方边境推进,我军总是准备给予应有的回击。驻扎在边境地区的所有兵团和部队处在经常性的战斗准备状态,详细制定了主力掩护和展开的计划,并根据战场上整个情况的变化随时修改计划。

但是我认为,基辅特别军区没有作到这一点。

在野外行军作业期间,我同某些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同志进行过交谈,他们是费久宁斯基,C·M·孔德鲁谢夫,Ф·B·卡姆科夫(他们分别是步兵军军长,机械化军军长和骑兵军军长)。他们3人和我一样,都认为我们正处在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前夜。有一次,我到科维尔在弗久宁斯基那里过夜,他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我们俩所交谈的都是关于基辅特别军区疏忽大意的一些事。例如,基辅特别军区曾经命令部队把炮兵派到位于边境地带的靶场,在当时那种令人担忧的形势下,这道命令确实令人难以理解。我们军当时没有执行这道命令,保护了自己的炮兵。实际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在原地完成所有的练习,这一点后来拯救了我们。我与弗久宁斯基就兵团之间相互配合问题商定了意见,再次估算我们所应采取的步骤,以免战斗一旦打响时措手不及。

在我们的力量和权利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首先我们对动员文件进行了系统研究。我们检查了派归我们军使用的民用汽车,遗憾的是,民用部门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6月22日边境地带形势严重时,第9机械化军没有收到一辆按动员计划应该派归我军的车辆,而动员早在我们军进入战斗行军时就已经宣布)。

而最让人担忧的是,5月份已经过去,6月份都过了好些天,而我们还没有得到战斗技术装备。教练用的技术装备已经损坏,发动机已过使用寿命,我们不得不限制使用坦克进行教练,因为我们担心,打起仗来坦克兵可能没有任何坦克可用。

6月21日,我对军的夜间首长司令部演习进行了讲评,事情做完后我邀请师长们次日黎明一道去钓鱼。傍晚时分,有人用边防军的电话线路通知我们司令部的人说,一名德军上等兵向我边防哨所投诚,他是波兰籍德军士兵,波兹南人。据他说,德国人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

我决定取消外出钓鱼,和各个师的师长通了电话,就从边境收到的这一情况同师长们交换了意见。军司令部研究了这一情况后决定做好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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