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早晨4点钟左右，值班军官给我一份发自第5集团军的电话电报：打开绝密作战文书。
只有遵照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或者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我们才有权这洋做，而这封电话电报中有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的签字。我命令值班员向军区、集团军、人民委员部打听这封电报的可靠程度，之后叫来参谋长、我的政治副职和特别处处长一道商量怎么办。
不久值班员报告说，联系线路中断，无论是莫斯科、基辅还是卢茨克均无回音。
我只好自己负起责任，拆开公文。
指令要求我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并向罗夫诺、卢茨克、科维尔方向前进。4点钟我命令发出战斗警报，并命令师长诺维科夫、加里宁和切尔尼亚耶夫到我的指挥所来。
在部队向出发位置集中的时候，预先给各师师长发出了关于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的号令。军司令部准备了共同命令。
难办的是物质保障。汽车少得可怜，油料短缺，弹药数量有限。等待上级指示在哪里领取哪些东西已经没有时间了。附近有几座中央弹药库和一个驻区汽车场，我命令打开这些弹药库。管弹药库的军需员试图反抗，我一番训斥和开几张收据就把他们打发过去。我从来也没有像那一天那样开出那么多收据。
从一大早开始马斯洛夫就设法沟通与上级指挥机关的联系，直到临近10点钟的时候，他通过某种途径收到了卢茨克市发出的几分钟信号。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匆匆忙忙地说，卢茨克市再次遭到轰炸，通信联络长时间中断，他也不清楚前线的情况。
在此之前也收到了有关德国人轰炸基辅的消息，但通信联络立刻又中断了。
我们直属的军区指挥机关的联络无论如何也无法沟通，6月22日一整天我们没有收到它发出的任何命令。
11点左右，有大约20架飞机在我们上空飞过，高射炮对这些飞机开了火。
这再次使我确信我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把全副精力集中在部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上。
油料，弹药，确保城市内的秩序，保护部队撤退后留下来的军人的财产，关心指挥人员的家属，检查各部队的准备情况，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所有这些事都要在有限的几个小时内做完。多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对什么是战争颇有认识，因此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那些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将会怎样迎接初次战斗。
我想谈点细小的事情，从中读者们（新一代的代表）可以捕捉到在战争突然爆发的第一天的思维进程。根据战斗警报进入行军后，我禁止给指挥员和主官们发放带保护色的肩章和识别标志。指挥员在战斗队形中应该与众不同，士兵们应该向指挥员看齐。指挥员自己应该感觉到士兵们在注视着他的行为，以他为榜样。
6月22日14时，我们军沿3条行军路线向诺沃格勒一沃伦斯基、罗夫诺、卢茨克总方向前进。摩托化第131师成一个纵队在汽车路干线的右侧前进，由加里宁率领。他是一位优秀的作战指挥员，骑兵出身。从时间上计算，这个师推进的速度很快。加里宁让自己的步兵都坐上汽车和坦克，每辆汽车都大大超载。在最后时刻我们所能提供给他的汽车并不多。
由经验丰富的诺维科夫率领的坦克第35师在中间成梯队前进。左侧是坦克第20师，担负侦察和警戒任务。
从宣布战斗警报开始，整个行军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的飞机。德国的飞机频繁出现，大多是轰炸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得很高，不知为什么没有歼击机护航。
很快我们就搞清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方被击中燃烧的飞机，没有想到这些飞机会停在边境地带的机场。
在战争爆发之前，机械化第9军差不多已经齐装满员，只是武器装备还不足，人员的训练尚未结束。但是率领这些人去作战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机械化军徒有其名。在行军过程，看着我们的那些陈旧的T—26、БT一5和为数不多的БT—7坦克，我心中十分难受。因为我知道，这些坦克经受不了长时间的战斗行动，何况我们所拥有的坦克还不超过编制数的1／3。两个坦克师的步兵没有车辆，又由于是机械化的步兵，所以既没有马车也没有马匹。
尽管有诸多困难，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使我们的兵力形成拳头，回击敌人，忠诚地履行自己的士兵职责。回忆过去，我现在可以讲，当时总参谋部的条令中并没有规定一个军在组建阶段遇到战争时的行动方案，而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总参谋部的条令中所说的是完成任何战斗任务都能得到各方面保障的正规的机械化兵团。
我们不得不从第一天开始就对总参谋部的条令进行修改。我们军的大部分人员（实际上是没有马匹的步兵）在第一天就走完了50公里的路程，我至今认为这是苏联士兵坚韧耐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典范。但是大家已筋疲力尽。在那次行军结束后我看到了他们，步兵除了个人装具外还要扛轻机枪、重机枪、50毫米和82毫米的迫击炮及弹药，况且天气是那么炎热。
只好把日行军路程减少到30～35公里。夜间我与诺维科夫和切尔尼亚耶夫一道对第一天的行军情况进行了总结后决定，让我们的所谓的坦克师采用新的行进队形。第一梯队是载有搭载步兵和部分炮兵的坦克。这个梯队以跃进式前进，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脱离步兵前进，之后等待步兵抵达。大部队和炮兵编为第2梯队，以普通步兵队形随后跟进。
有车辆的那个机械化师走了100公里路程，于6月22日日终前抵达罗夫诺地区后中途休息。在此之前，军司令部与各兵团的通信联络正常，没有令人不安的情况。
6月23日早晨，加里宁上校送来一份报告。他的师临时归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指挥，波塔波夫给他下达的任务是：向斯特尔河进发，于日终前在日吉齐、卢茨克、姆雷诺夫地段占领该河东岸的防御阵地，阻止德寇渡河东进。
这份报告和其他情报来源使我对卢茨克方向的事态发展有模糊的认识。无论怎样，敌人已经突破边界并向纵深推进了很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军主力没有改变行军队形，于6月23日继续沿预定的行军路线前进，并加强了对两翼的侦察。
由于加里宁已经在前面，所以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指挥所向坦克第35师的方向推进。马斯洛夫派一个乘坐汽车的工兵排在前面开路，我们乘车随后前进，打算沿途看一看诺维科夫将军的部队在罗夫诺以南渡过戈伦尼河的进展情况。
摆渡不能保证师按时渡河，于是改变方法，命令利用戈夏附近的一座桥，然后我们的司令部继续前推。我一直让一个85毫米炮兵连随我一道前进。
日终前，从兹多尔布诺夫以东3公里的小树林里开出来的5辆德军坦克和3辆载有步兵的汽车与我们迎面相遇。司令部准备战斗，炮兵连接到直接瞄准射击的命令后迅速展开。德国人看到后回避战斗，迅速退入小树林。
我们只好把指挥所构筑在比较靠北的方向。
形势要求迅速查明情况，并据此开始行动，先给敌人以短暂歇息的机会，同时我们自己在渡河后也要稍加整顿。
弗克连科将军的第19机械化军和孔德鲁谢夫将军的第22机械化军此时可能位于我们前方或者我们的一侧。由军司令部的几个指挥人员率领的几个侦察小组被派去寻找，军参谋长乘坐自己的摩托车也率领一个侦察小组出去了。结果查明，孔德鲁谢夫已经抵达科维尔方向，其先遣部队已在卢茨克以北进行战斗。弗克连科率领的机械化军正在向杜布诺推进。
马斯洛夫返回后报告说，他在短时间内得以同方面军①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取得了联系，据这位参谋长说，我们军转归第5集团军指挥，我们应当在克列万、奥雷卡等地区集结。
“①战争初期基辅特别军区改编为西南方面军。”
我们的部队继续前进。在卢茨克一罗夫诺公路上，有一群人无秩序地向东移动，公路上空经常出现德军飞机，对难民和军队狂轰滥炸。
6月24日，机械化第9军进入集结地域并进入战斗。
摩托化第131师把强渡斯特尔河的敌先遣部队击退到河的对岸后，在卢茨克及其以南一线作战，使德国人重新向东岸渡河的企图不能得逞。
坦克第35师在克列万西南与其面前的德军坦克第13师交战。
坦克第20师在24日黎明以一个先遣团从行进间攻击正在奥雷卡地区休息的德军坦克第13师的摩托化部队，给他们以很大杀伤，捉到了一些俘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切尔尼亚耶夫在那一天表现出具有真正指挥员的优秀品质。他的师构筑工事后，在那一天中多次成功地击退了敌坦克部队的冲击。
军指挥所设在克列万地区。第二天还是那样的一幅战斗画面——在卢茨克、奥雷卡、克列万以南一线与2个德军师（第14师和第13师）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敌人力图切断罗夫诺—卢茨克公路并占据卢茨克，我们的部队英勇反击，使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直到快近黄昏时敌人才开始停止进攻。当天夜间德国人没有进攻，太阳落了，他们也歇息了。
6月26日，遵照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的命令，我们军在杜布诺方向实施反突击。我们左翼的机械化第19军和右翼的机械化第22军也在这一方向上开始进攻。没有人下命令让这3个军联合行动，他们从行进间进入战斗，互相不配合，没有考虑到部队已经与强大的敌人鏖战了两昼夜，没有考虑到他们远离同敌人可能遭遇的地区。
时间紧迫，困难特殊，突发情形到处发生。但是方面军却指示：“向已经突破的敌人的翼侧进行反突击，将其消灭并恢复态势。”这一指示是否与上述地段的情况相符合呢？更谈不上符合6月26日前在日托米尔、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罗夫诺方向上形成的态势，德军已经对这一方向实施了主要突击。给我的感觉是，方面军司令员及其司令部当时只是简单地重复总参谋部的指示，而总参谋部大概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正确的作法是自己负起责任，根据在收到总参谋部的指示之前形成的态势向部队下达任务。
我们军继续与不断施加压力的敌人作殊死战斗。除了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外敌人还调集了几个步兵师。
与友邻部队的联系经常中断，只知道机械化第22军自己也受到了敌强大兵力的冲击，损失惨重，向卢茨克东北方向退却。孔德鲁谢夫将军在战斗一打响就阵亡了，由B·C·塔姆鲁奇参谋长接替指挥。左邻部队（第19军）在企图开始进攻时也遭到来自杜布诺地区之敌的攻击，向罗夫诺退守。
傍晚，机械化第22军的坦克师师长来到我们指挥所，他情绪沮丧，右手缠着绷带。
他报告的声调使我不得不大声吼叫道：“你给我马上住嘴！别再谈你们军的伤亡情况了。第22军还在战斗，我刚刚和塔姆卢奇谈过话，赶紧去找自己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
我带着司令部的军官小组乘车来到正在进行战斗的坦克第20师驻扎的小高地。我看到，敌人的一个由汽车、坦克和火炮组成的纵队正在从杜布诺向罗夫诺方向运动，而更多的希特勒分子的纵队正在从南面向我们防守的地带进发。
作为只有很少坦克的军长，我当时力所能及的是依靠火炮，我也是这样做的。我不能不回忆起这些难以想象的战斗中的一个光辉的时刻。
我又接到进行反突击的命令。但是，敌强我弱到了如此悬殊的地步，使我不得不自己决定不实施反突击，而只设防迎敌。在那些森林、沼泽地带，德国人只沿着大路推进。我们在卢茨克一罗夫诺公路选择了一块地方，由诺维科夫的师掩护，把坦克第20师连同它的装备有85毫米新式火炮的炮兵团从左翼调到这里来。参谋长进行了组织，切尔尼亚耶夫迅速积极地实施了机动。
我们把火炮安置在公路旁的水沟里，而一部分火炮就摆在路上。
敌人大批涌来，摩托车手在前面，装甲车和坦克紧随其后。
我们从观察所看到，敌人的强大兵力如何向坦克第20师进攻和他们如何受到还击。炮兵们让法西斯分子靠近了才开炮，公路上堵满了摩托车和装甲车，到处是希特勒匪徒的尸体。但是由于惯性，敌人进攻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我们的火炮有了更多的新目标。
敌人的损失越来越大，只好后退。诺维科夫将军利用切尔尼亚耶夫取得的胜利向前推进，占领了我们所需要的小高地。
加里宁给军司令部送来了一份德军一名上校俘虏的供词，他在审讯时说道：“你们的炮兵真厉害，俄国士兵了不起……”
我们迫使敌人长时间在原地踏步。我知道，我们的“无礼貌”可能会受到惩罚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头顶上出现了“容克”（德国空军的一种轰炸机——译者注），飞机飞来一批又一批，对我们进行无情的狂轰滥炸，所幸的是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伤亡：士兵们躲入森林，大炮和坦克进了掩体。
作为一名军长，最使我烦恼的是缺乏有关前线态势的情报。不仅士兵需要具备相互支援的精神，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人员也要有这种精神，没有这一点，创造性的思维就会停滞不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所有的情报我们都不得不依靠自己搜集。以马拉洛夫将军为首的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适应了我们所处的难堪环境，想方设法搞到所需要的情报。但是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司令部参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
根据某些情报，我们对我们方向上所发生的一切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但是对于西南方面军其他集团军的地段上的事态进展情况，我们却一无所知。看来，波塔波夫将军的处境也不妙，他的司令部在我指挥机械化第9军期间没有在这方面给我们以任何帮助，再说和他们的通信联络老是不通。
较有用的情报还是在审讯俘虏中得到的，我们军的各个师俘获的德军士兵和军官已有数百名。在德军俘虏中有一名上校，是切尔尼亚耶夫的炮兵们捉到的，在他那里搜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件和地图，使我们对情况有更好的了解。
情况不容乐观。德国人预先集中了庞大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我第5和第6集团军的接合部突破成功。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进入突破口后扩大了战果，正在迅速向日托米尔方向继续推进。
敌人的主要突击是在我们的南面进行的。我在讲述卢茨克方向的军事态势并为忠实于我的部队的英勇善战而自豪的同时，我要坦诚地说，在敌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友邻部队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我们也不轻松。摩托化第131师师长报告说，敌人的步兵和坦克击退了他在斯特尔河一线设防的几个团，并在广阔的正面上实施强渡。由此可见，敌人也在我们方向上扩大兵力，并准备在这里实施强大的坦克突击。
我们几个师的人数越来越稀少。但是，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们已经从不习惯战斗变成习惯战斗了，不能低估这一点的作用。他们通过亲身体验确信，“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也是可以揍的。”（这是坦克第35师的一名坦克手说的一句话，我颇感兴趣——怎么说到了日本人呢？看来这名坦克手对哈拉哈河记忆犹新）。总之，我们的人变得更加坚强了。
在艰辛的战斗期间我们找到了不寻常的人员补充来源：在克列万附近的森林中当时有不少失去自己部队的战士。我们把他们收容并派往我们的各团。这些战士中有许多人后来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德国人把所有新锐兵力投入到对付机械化第9军的战斗中来，殊死的战斗一直继续到6月29日。敌人未能切断克列万方向上的罗夫诺一卢茨克公路，也未能全部突破第5集团军的防线。是的，敌人通过投入补充兵力迫使科维尔、卢茨克地段的集团军右翼退却并强渡斯特尔河。但是，这并没有使德寇免除来自我军的威胁，亦即第5集团军及其配属的几个机械化军对它的威胁，他们从北面威胁向日托米尔急速前进的德国主要集团的翼则，使敌指挥机关深感不安。因此，德军发动了不间断的、越来越强大的进攻，想置第5集团军于死地。
6月30日，在日托米尔一基辅方向上我军面临严重困难，因此第5集团军开始向原先的筑垒地域撤退。使我们痛心的是，旧筑垒地域的状况没有改善。我们军的各兵团一边反击敌人的进逼，一边采用“运动防御”的方法，从一个地区退往另一个地区。
在沃伦斯基新城，我们军击退敌人后占据了斯卢奇河沿岸的防御阵地，从两面控制了通往日托米尔的道路。
德军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所装备的技术装备在质量上超过我们陈旧的T－26坦克和装甲车。
渡河并经历10天的战斗后，我们就连这样的陈旧的坦克也所剩无几（据我所知，机械化第19军和机械化第22军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好多少）。尽管武器装备的状况如此令人沮丧，尽管战斗中遭受了巨大损大，我们军依然顽强作战。
几个师的师长，加里宁上校、诺维科夫将军和切尔尼亚耶夫上校在最初的几次战斗中都很称职。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光荣地履行了艰难的职责，表现出真知灼见、创造精神、果敢坚定，能够毫不动摇地负起责任，最后这一点在形势急剧变化时尤其需要。作为军长，我同这样优秀的军官一道工作感到轻松，尽管“轻松”一词在那些日子里不太合适。
记得还在我们军在克列万地区作战和阻止德寇切断公路期间，我们彼此十分亲近。战争爆发后军指挥人员和各个师的师长第一次相聚在一起时大家亲切拥抱，热烈接吻，一个个生龙活虎，并肩作战。遗憾的是，这竟成为我同机械化第9军的光荣的战友们的最后一次相聚。克列万附近的战斗后不久我们损失了优秀的军官切尔尼亚耶夫上校，他受了重伤。尽管我们把他送往哈尔科夫军队医院，但他还是在那里死于坏疽病。战友们永远铭记着他。
无论是在数量上有巨大优势的敌人坦克，无论敌机在实施突击的地区对我们的战斗队形实施肆无忌惮的轰炸，都没有使我们军的顽强精神受到挫折。希特勒分子没有能粉碎我们，他们虽然逼使我们后退，但那是以巨大损失为代价的。
我们把步兵、炮兵和数量不多的坦克集中在一起，协同行动，力求使敌人遭受更大的损失。在卢茨克和沃伦斯基新城附近的所有战斗中我们都作到了这一点。由于在这些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机械化第9军的所有师长、许多团长、以及其他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受到了政府的奖赏。我们的孜孜不倦的参谋长也荣获了勋章，我荣获了第4枚红旗勋章。
在沃伦斯基新城附近的战斗中，德国人企图把我们军击退到东北方向，以保证他们向基辅推进。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候，送来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被任命为西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并命令我立即前往莫斯科。
我把指挥部交给马斯洛夫将军后，于7月14日乘汽车前往基辅，到那里时已是黄昏时分。经常这个时候十字形大街上人流如潮，而现今却空无一人，静悄悄地一片漆黑。
在第聂怕河东岸，在布罗瓦雷，我找到了方面军指挥所。后半夜我在司令部渡过，说好了第二天一早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早晨见到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他显然有点消沉，尽管外表上极力保持平静。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他报告第5集团军所在地区的情况，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将军不时地用电话向司令部发指示，我不得不数次中断报告。在谈到用一个或两个师的兵力进行“坚决的反突击”时，我发现他并没有问及这些师能不能进行反冲击。给我的感觉是，方面军司令员不想正视事实。
德寇把西南方面军从中间劈开，力图向基辅推进，第6、第26和12集团军有受到包围的危险。
7月15日我离开基辅。临行前我得到消息说，西方面军的情况也不妙——德国人迫近斯摩棱斯克。
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我不由地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星期中我所目睹和经历的一切。我当时就已经了解到许许多多我军士兵英勇顽强作战的前所未有的事迹。布列斯特、利巴瓦驻军表现出了真正的英勇气概，我们的许多部队和兵团以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进行战斗。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军在边境交战中失败了。要想阻止敌人前进，当务之急不是把分散的部队和兵团投入支离破碎的正面，而是在国土纵深的某处建立强大的、不仅能抗拒敌人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能给它以毁灭性打击的集团。
阻滞和遏制敌人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事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斯摩棱斯克防御战打得正紧张的时候，我有幸成为其结束阶段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