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①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②！”
“①巴尔：腓尼基日神。”
“②那德松（1862一1887）：俄国诗人。过不了几年，所有年轻人便都知道了这首诗，且都能背诵出来。”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扯白，不久，他便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没养鸟，却养了好几大缸鱼。他的屋子简直象一个水底世界。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坐在沙发上沉思着，凝视着杂色的小鱼。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可以看见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茎蔓也是这样摇摆着，淡蓝色的水母缓缓地游着，一推一推地排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能离开南方、海、和敖德萨，甚至不能和他的心爱的敖德萨的食物——茄子、番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离开。他通体为南方，为黄色多孔的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形成的——所发散的热熏透了，充满了苦艾、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为象他所说的再拿下几个诗歌的困难的高峰作好准备，便夭逝了。
在他灵柩后面，走着骑兵连，马蹄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清脆的橐橐声。不禁使人想起了奥巴纳斯之歌，“闪烁着白色方糖的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令人想起了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一同走遍尘封而灼热的道路的辽阔草原上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柯的继承者的诗歌，它如同百里香的气息一样强烈浓厚，和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象飘荡在故乡黑海地方的清新的“利凡得”①风一样欢愉。
“①利凡得：紧靠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国家的名称，通常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