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了，在十多午前，我就打算写一本很难写的，不过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是很有趣的书。
这本书应该由许多卓越的人物的轶事组成。
而这些轶事又必须是短小生动的。
我甚至已经开始为这本书编排了卓越人物的名单。
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写进去我认识的几个最普通的人的轶事，他们虽然默默无闻，早已被世人遗忘，但其实并不逊于那些声名显赫、众人爱戴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未逢其时，而且身后没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微细的痕迹。他们多半是只为一种热情所俘的献身于事业的人和忘我的工作者。
其中有一个是内河航船船长奥列宁—伏尔加里，他的生活经历美妙而神奇。他生长在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里，曾在意大利学过声乐。但他想徒步漫游欧洲，便放弃了学习，真的作一个街头歌手走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在每一个国家里，他都和着六弦琴，用那一国家的语言卖唱。
我是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纸的编辑部里认识奥列宁—伏尔加里的。有一次下班后，我们要求奥列宁—伏尔加里从他街头节目中挑几支歌唱给我们听听。不知是打哪儿找来了一把六弦琴，于是，这个穿着内河船长制服、身材不高的干瘪老头子，忽然变成了一个大音乐家，变成了一个惊人的演员和歌手。他的声音显得非常清脆柔和。
我们屏息静听着自由奔放的意大利咏叹曲，断断续续、音调铿锵的巴斯克人之歌，在号角声和火药味中欢呼的马赛曲。
从欧洲流浪回来之后，奥列宁—伏尔加里作了海洋轮船的水手，考取了远航领航员，纵横航越地中海多次，后来又回到俄国来，在伏尔加河上当船长。我和他结识的时候，他正在领导从莫斯科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之间的客船。
他是第一个冒着风险、负责把一艘伏尔加河的大客船领进一个狭长的颓朽的莫斯科河区水闸的人。所有的船长和工程师都断言这是不可能的。
他第一个建议把著名的马尔楚吉地方莫斯科河的河身理直，在这个地方莫斯科河曲折得很厉害，连看了地图上它那无尽的曲折，都会感到头昏目眩。
奥列宁—伏尔加里写了许多论俄罗斯河流的杰出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经轶失，被人遗忘了。他熟知几十条河流的所有深渊、浅滩和沉木。关于改善这些河上的航行条件，他有他自己的简单而惊人的计划。
空闲的时候，他便翻译但丁的神曲。
他是一个严格、善良、闲不住的人，他认为一切职业都是同样光荣的，因为每一种职业都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使每一个人显露自己“在这美好的大地上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还有一个朴实可爱的朋友——俄罗斯中部一个小城市的地志博物馆的馆长。
博物馆设在一幢古老的房子里。除妻子而外，他没有助手。他们俩不仅把博物馆弄得井井有条，而且自己修葺房屋，准备柴木，作各种粗重的活儿。
有一次我碰见他们正在干一桩奇怪的工作：他们在博物馆旁边一条小巷里——一条幽静的、长满了小草的巷子里——来回地捡着四周散乱的石子和碎砖头。
原来是小孩子拿石子打碎了博物馆的窗子，为了使小孩子以后没有随手好扔的子弹，馆长决定把所有的石子都从小巷子里捡到院子里来。
博物馆的每一件东西——从古老的花边或稀有的十四世纪的扁砖到泥炭的标本和刚刚放到周围沼泽里繁殖的阿根廷水鼠的标本，都被研究过，并有详尽的说明。
但是这个谦逊的、总是低声说话、而且由于惶惑老是咳嗽的人，当他给人看画家彼列帕辽奇科夫①的一幅画时，就眉飞色舞，容光焕发。这幅画是他在一个关闭了的修道院里发现的。
“①彼列帕辽奇科夫（1863—1918）：俄罗斯风景画家。”
这的确是一幅极美的风景画，画的是从很深的窗洞里看出去的景色：北方的白茫茫的傍晚、几株沉睡的幼小的白桦、象银箔一样的朦胧发亮的湖水。
这个人的工作很不容易。但很少有人重视他。然而他却默默地工作着，对别人无所要求。但即使他的博物馆没带来多大益处，难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对当地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个忠于事业、谦逊和热爱乡土的榜样吗？
不久以前，我找出了为这本书拟的一张杰出人物的名单。这个名单是洋洋大观的。我不能完全把它都写出来。所以只好从这些名单中随手抽出几个作家来谈谈。
和每个作家的名字一起，我简短而杂乱地记下了我对他们的一些感觉。
这里为了明了起见，特地用了下面几段笔记。
（一）契诃夫
他的笔记在文学中，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独立存在着。他在写作时很少使用它们。
伊尔夫①和阿尔方斯·都德的笔记，托尔斯泰和龚古尔兄弟②，法国作家芮纳尔的日记，以及作家和诗人们的许多其他笔记，都作为一种饶有趣味的体裁存在着。
“①伊尔夫（1897—1937）：苏联作家，是《十二把椅子》和《金牛》的作者之一。”
“②龚古尔兄弟：耶爱特蒙·龚古尔（1822—1896）和儒勒·龚古尔（1830——1870），法国资产阶级自然主义派作家。”
这些笔记有充分的权利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体裁而存在。但我却和许多作家所持的意见相反，认为这些笔记对作家的主要劳动差不多是没有用的。
有一段时期，我也记笔记。但是每当我从笔记本里拿出一段很有趣的笔记放到小说里去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显得没有生气，好象一堆赘物似的突出在那里。
我只能把这解释为记忆会出色地选择材料。在记忆中留下来而且不会忘记的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东西。至于怕忘记而一定要记下来的东西，便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作家很少能用得上。
记忆，好象一个神话里的筛子，筛去了垃圾，却保留了金沙。
契诃夫有第二个职业。他是个医生。显然，能有第二个职业，而且作一个时期，对每个作家都有好处。
契诃夫是一个医生，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对人的知识，而且对他的风格亦不无影响。假如契诃夫不是一个医生，那他可能写不出象解剖刀一样锐利的、分析深刻的、精确的作品来。
他的几个短篇小说（如象第六病室、没意思的故事、跳来跳去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写得跟典型的心理诊断一样。
他的作品不能容忍一点点灰尘和斑点。“必须抛掉无用的东西，”契诃夫写道，“‘把’按照”和“借助于”这种字眼从句子中清除出去，应该注意作品的音乐性，不能在一个句子中让“开始”和“停止”这两个词并用。”
他无情地把“食欲”、“卖弄风情”、“理想”、“圆盘”、“银幕”这些字眼从文章中驱逐出去。这些字眼使他讨厌。
契诃夫的一生是可资借镜的。他说他在许多年中，不断地取掉自己身上的奴性。只要把契诃夫的照片按照年龄——从青年到晚年——摊开，你便可以清楚看到外表上的那一点庸俗习气逐年消失，而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深沉和优雅，他的衣服越来越大方和随便。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么一个角落，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角落便是奥特卡的契诃夫纪念馆。
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说，这个纪念馆好象一扇里面有灯光的窗户。从黑暗的花园可以看见里面自己几乎忘怀的童年。可以听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差不多全国都知道而且象亲人一般热爱着的那个可爱的契诃夫的玛莎——的温柔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到这个纪念馆去是在一九四九年。
我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闲坐在楼下的露台上。郁馥的白色花丛遮住了海和雅尔达。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这一丛郁葱的灌木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栽的，这花仿佛有个古怪的名字，但是她想不起来了。
她这些话说得那样平淡自然，就好象契诃夫还活着，刚不久还在这里，只不过暂时到哪儿——到莫斯科或者尼斯①——去了似的。
“①尼斯：法国南部的城市。”
我在契诃夫的花园里摘下一朵茶花，送给了一个和我们一起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里作客的小姑娘。但这位粗心大意的“茶花女”把这朵花从桥上掉到武昌—苏山溪里，于是它漂到黑海去了。跟她不能生气，特别是在好象随便哪里都会碰到契诃夫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他若是听见，因为掉了一朵从他园里摘来的小花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去责备一个灰眼睛的惶惑的小姑娘，他会不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