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左拉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说，一个作家根本毋需想象力。作家的工作只应该基于正确的观察之上。象他左拉那样。
当时在场的莫泊桑问道：
“那么您常常根据一条报纸上的记事新闻写大部头的长篇，而且好几个月不出房门一步，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左拉一声没响。
莫泊桑拿起帽子便走了。他的走可能会被人当做是一种侮辱。但他并不在乎。他不能容许任何人否认想象，即使是左拉也好。
莫泊桑，跟每一个作家，跟你们和我一样，极其重视想象，因为它是可以让创作思想焕发的最好的媒介物，是诗歌和散文的黄金之邦。
它是艺术生命的源泉，它象拉丁区狂热的诗人们所说的，是“永世不没的太阳和神祗”。
但是想象这个耀眼的太阳只有和大地接触才会燃烧，它不能在空中发光。在空中它会熄灭。
什么是想象呢？回答这类伤脑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象盖达尔那样。他猜疑地望着对方问道：
“你又想找我的破绽吗？根本办不到！无论怎样我也不说。”
我们自己要想多多少少弄清楚某些概念，最好采取和孩子们谈话的方式。
孩子们常常问：“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的？”“这为什么？”他们在没逼得我们花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出所有这些问题的那怕是些牵强的答案来之前，是不肯罢休的。
假如我们有一个交谈的小朋友，他会说“想象”这两个字，那么这番谈话想来一定是这样的：
“那什么叫想象呢？”
要是我们给他象什么“艺术的太阳”啦，或者什么艺术的“最最珍贵的东西”啦之类的回答，那么这个答复会把我们引到一个天晓得什么样的密林里去，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撇下你的交谈者逃跑。
孩子们要求明确简洁。所以我们不得不回答我们的谈话对方，想象是人类的本性。
“什么本性？”
“这种本性能利用生活观察，思想和感情的积聚，除了现实而外，还创造虚构的生活和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当然，还应该说得简单得多）。”
“那为什么呢？”我们的谈话对象问我们。“既然有真实的生活，干吗还要编造另外的生活呢？”
“因为，真实的生活既庞大又复杂，一个人永远不能完整地从各方面来认识它。而且人也不可能看到和经受许多事情。比方说，他不可能回到三百年前，作一名伽里略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一八一四年占领巴黎的参加者，或者在莫斯科用手摸一摸卫城的大理石圆柱。或者和果戈理在罗马的街衢上谈谈说说，徘徊徜徉。或者出席国民议会，听听马拉的演说。或者从甲板上了望满天星斗的太平洋。纵然只因为这个人根本没看见过海。但是人总想知道、看到和听到一切，总想感受一切。于是想象便可以赋予他现实没来得及或没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想象能填满人类生活的空白。”
当然，这时候您忘记了您的谈话对象，而开始说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
有谁能截然地划出想象和思想之间的界限呢？这种界限是不存在的。
想象创造了引力定律，牛顿二项式，特里斯坦和伊棱尔德的悲惨的故事，原子裂变，列宁格勒的海军部大厦，列维坦①的金黄色的秋天，马赛曲，无线电，电，哈姆雷特王子，相对论原理和影片班毕。
“①列维坦（1861—1900）：俄国杰出的写生画家，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大师。”
如果没有想象，人类思想便是徒然的，正如想象没有现实也是徒然的一样。
法国有一句谚语：“伟大的思想是从心里出来的。”恐怕说得更正确点，伟大的思想应该是从整个人产生出来的。整个人促使这些伟大思想出现。心、想象和理性便是产生那种我们叫作文化的媒介物。
但是有一件东西，甚至我们强大的想象力都不能想象的，这便是想象的消失，也就是它所引起的一切的消失。假如想象消失了，人便不复再是人。
想象是本性的伟大的秉赋。它潜伏在人的天性之中。
想象，如我已经说过，没有现实便不能存在。它以现实为滋养。而另外一方面，想象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事业和思想，以及我们对人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皮沙烈夫说得很好。他说，假如一个人不能够把未来构成鲜明的完美的图画，假如一个人不会幻想，那么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为了这个未来从事那劳顿的建筑，进行不折不抝的斗争，以至牺牲性命。
偶然在小刀上，找到一粒遥远国度的微尘——
世界又重新显得奇异神妙，迷离于缤纷的彩雾中。
这是布洛克的诗句。而另外一位诗人说：
每一汪水塘里，都有海洋的气息，每一颗石子里，都有沙漠的影子……
遥远国度的微尘和路旁的石子！常常由这种微尘和石子，想象便开始兴奋地活动。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起了一个西班牙老贵族的故事来。
很可能这个老贵族过过好日子，但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卡斯提尔自己的田庄里度着贫苦的岁月。所谓田庄，是一块土地，带一幢阴沉的好象要塞监狱似的石头房子，这原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
这个贵族是个鳏夫。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保姆。她简简单单地烧一餐饭都感到吃力，一点记性也没有。她连谈话都不中用了。
这个贵族整天坐在尖顶窗边破沙发里看书。只有书脊上千浆糊的坼裂声有时打破沉寂。
老贵族偶尔望望窗外。那里耸立着一棵枯树，象铁一般黑，地平线上是一片单调的高原。西班牙的这一个区域荒凉而落寞，但老贵族已经习惯了。
他年纪已经不小了，不能扔下自己的家宅，踏上那累人的、尘土飞扬的旅途，那儿还可能遇到种种烦恼。如果他在整个王国里既无亲戚又无朋友，干吗要旅行去呢！
很少有人知道老贵族过去的生活。据说他有过妻子和一个美丽的女儿，不过她们在同一个月里患鼠疫死去了。从那个时候起，他便闭门不出，连那些碰到夜晚或坏天气偶然投宿的旅人都不愿意放进门来。
有一天，一个风尘仆仆、披着粗布斗篷的人来叩门。这人把一匹老驴系在那棵黑色的枯树上。晚饭时，在炉火旁，他对老贵族说，——感谢圣母！——他安全无恙地从西方危险的航程中回来了，这原是国王为一个意大利人哥伦布的甘言所诱，派了几艘帆船去的。
他们横渡大洋，航行了几周之后，便听见了水妖——鲛人——的声音。这些女人们媚惑地要求扶她们上船，到甲板上暖和暖和，她们的长发，如同轻纱一般盖蔽着裸露的身体。
船长下命令不许答应鲛人的要求。水手们愤怒了。他们如饥如渴地向往着爱情，向往着曲线丰实而柔韧的女人的肉体。
这一切都以一次失败的暴动结束了。三个带头的给吊在帆桁上。
他们便这样再向前航行，于是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海，覆满了海草。草上开着大朵的蓝花。他们作了弥撒，然后绕过草海，直到在水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片新的陆地——一片奇异美妙的陆地。风从海岸上送来了森林柔和的喧响声和植物令人陶醉的气息。
船长站到司合台上去，拔出刺剑，向天高举，于是在刺剑的尖端发出了金色的火焰——这便是他们终于发现了黄金国的预兆，在这个国度里，满山遍谷都蕴藏着宝石和金银。
老贵族沉默地听着旅人的故事。
临行时，这个人从皮囊中取出一枚从黄金国带来的蔷薇色的贝壳赠给老贵族，当作感谢他招待晚餐和宿夜的礼物。这是一个小物件，所以老贵族收下了。
旅人走了，但夜里袭来了暴风雨。闪电在沙砾的平原上空，绥缓地隐现着。
贝壳搁在老贵族床边的桌子上。
他醒来，看见了被天火照亮了的贝壳。在贝壳的深处，那由蔷薇色的光辉、泡沫和云彩化成的仙国的幻象忽隐忽现。
闪电消失了。老贵族等着下一次闪电，又看见了贝壳里的国度，此第一次更加清楚。宽阔的瀑布溅起泡沫，闪着清光，从陡峭的海岸流泻到海里。这是什么呢？想必是河。他甚至感受到运河水的清凉。水花溅在他的险上。
他以为这是梦境，便起来把沙发移近桌子，面对贝壳坐下，俯下身去，满心想仔细观察贝壳里这个国度的一切奇异的景象，不知怎的心跳得很厉害。但闪电越来越少，不久便完全消失了。
老贵族没敢点起蜡烛，怕在昏浊的烛光下，看出这一切都是幻觉，贝壳里什么国度也没有。
他一直坐到清晨。在晨光中贝壳一点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在贝壳深处除了勉强能看出来的几缕模糊的返光，什么也没有，仿佛一夜之间，这谜也似的国度便飘到几千里约（法国旧长度单位）之外去了。
当天老贵族便到马德里去叩请国王慈悲，允许他自费装备一艘帆船，向西航行，去寻找那神秘的国度。
国王很仁慈，允许了他。老贵族去后，国王对他的近侍说道：
“这个贵族显然神经失常！只有一艘可怜的帆船，他能得到什么？不过上帝连疯人也给他引路。说不定这个老人会给我们王国增添新的领土呢。”
老贵族向西航行了好几个月。他只喝水，吃的很少。焦灼使他憔悴了。他尽力避免想起那个仙国，他害怕永远到不了彼岸。而且生怕一旦看见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枯燥的平野，长着丛丛多刺的草莽，风不断地卷起漫天的灰色的尘柱。
老贵族祈求圣母不要让他失望。
雕工粗糙的木头圣母像悬在船首。她在船前头随着波浪摇荡着。她那双凸出的蓝眼睛，凝视着海的远方。在镀金剥落了的头发和褪了色的红斗篷上，有水珠闪烁着。
“带我们去吧！”老贵族恳求说。“这个国度不会没有的。不论是醒着，不论是梦中，我都那样清楚地看见过它。”
一天晚上，水手们从水中捞起了一枝折断的树枝。这就是说接近陆地了。
树枝上有许多大叶子，好象鸵鸟的羽毛。树叶有一种甜蜜而清新的气息。
这一夜，船上谁也没有睡。
终于在朝霞光中，海上呈现出一片五光十色、重峦叠嶂、光辉灿烂的国土。清澄的河水，从这些山峦泻向海洋。油绿的森林上空，盘旋着成群的快活的飞鸟。因为树叶非常稠密，所以鸟雀不能从树林穿过，只在树林上面打转。
从岸边吹来一阵花果的惬意的气息。仿佛这种气息吸进胸膛，每一口都可以令人长生不老。
太阳出来了，这烟水迷漫的国度，忽然迸射出缤纷的色彩；象阳光在水晶玻璃的器皿上折射出来的光彩一样。
这个地方是那样光辉绚烂，好象天和光的童贞女神，忘在海岸上的一条宝石带子。
老贵族双膝跪下，把颤抖着的两手向这未知的大地说：
“感谢你！上帝！在我的风烛残年，你使我怀念奇事，叫我的心灵为那幸福之国的幻象而苦恼。否则我永不会看见它，我的双眼会由于每天望着高原单调的景色而枯竭失明。我想用我女儿佛罗棱西雅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幸福的土地。”
有几十条彩虹从陆地上赶来迎接帆船。老贵族感到头晕。这些彩虹是阳光在瀑布飞溅的水花中反射出来的，不是彩虹来就帆船，而是帆船飞速地奔向彩虹。
帆在桅杆上庄严地簌簌作响，奉命升起的节庆的旗帜快活地随风啪啪响着。
老贵族突然扑倒在温暖而潮湿的甲板上不动了。他那疲惫的心，已禁不住这一天神赐给他的唯一的莫大的欢乐。他死了。
据说，日后叫作佛罗里达的地方，便是这样发现的。
这个故事未必要再加解说。但仍然有必要指出它主要之点来，以使生活所产生的想象有时也可以支配生活这一思想完全明确。
促使老贵族产生想象的，是那个披了粗布斗篷的人。从那一刻起，想象便攫取了老贵族，因此，他才在贝壳深处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国家。
想象的特点之—，是人相信它。假如不能使人相信，它便会变成—个无聊的智力的游戏，无意义的儿童的万花筒。
这种对想象的相信就是一种力量，它能迫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想象的事物，为实现它赴汤蹈火，迫使人们追随想象的召唤，象那位老贵族所作的一样，最后在现实中创造出他所想象的事物。
但想象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联系，最有关、最紧密。
想象依据记忆，而记忆依据现实的现象。记忆的积累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种规律——联想的规律，或者象罗蒙诺索夫所说的“共同想象的规律”，它把全部混乱的回忆，照其相似或时间和空间方面相近进行分类，即概括起来——拉成一条无尽无休接连不断的锁链。这条联想的锁链便是想象的导线。
联想的丰富，便标志着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丰富。如果内心世界丰富，那么任何一种思想，随便一个题材转眼便会出现生动的轮廓。
有一种浓烈的矿泉。只要放进去一根树枝或一个钉子，随便什么东西，过不了一会儿，它们上边便生满许多白色结晶，变成真正的艺术品。人类思想也大致相同，它沉湎在记忆的泉水和联想的饱和溶媒中。它可以变成艺术作品。
可以随便举出联想的例子来。同时应该记住，每一个人的联想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回忆不可分的，所以一个人的联想在另外一个人看来，可以是简直难以理解的。同一个字眼，在不同的人心里，可以引起不同的联想。作家的任务便是把自己的联想传给读者，或者象一般所说的，送给读者，而引起他们相同的联想。
罗蒙诺索夫在他的修辞学中，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联想的例子。用罗蒙诺索夫的话来说，联想是“那种和一件已有概念的事物一起能够想象出和它有关的其他事物来的禀赋，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一齐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想到风暴便想到波浪，想到波浪便想到海岸中的响声，想到海岸便想到石子等等”。
这是那种所谓“文选读本”上的联想。通常联想要复杂得多。
顺便举个例子来说说。
“我现在正在里加湾海滨沙丘上一幢小房子里写东西。隔壁一个天性快乐的人——拉脱维亚诗人因迈尔曼尼斯正在朗诵自己的诗。他穿一件红的绒线衫。这种绒线衫，很久以前，还是在战争的时候，我看见爱晋斯坦导演穿过。我在阿拉木图的大街上碰见了爱晋斯坦。他拿着一捆刚买来的书。书选得有点奇怪：排球指南、中世史文选、代数教科书和诺维科夫—普里波依的对马。
“‘一个导演什么都得知道，’爱晋斯坦说。‘而且要给任何东西都找出可以看见的表情来。’
“‘连代数公式？’我问道。
“‘那当然！’爱晋斯坦回答说。
“诗人乌拉基米尔·卢果夫斯基正在写一首长诗。在这首长诗中有一章是描写爱晋斯坦的，叫作阿拉木图——梦之都。诗里描写了爱晋斯坦房间里挂着的墨西哥假面。这是他到中美旅行时带回来的。顺便说一下，在墨西哥有一种差不多绝种了的马雅族。他们只剩下了一些金字塔形的庙宇和本族语言中的几个单词。有一个传说，说古代马雅语的许多词，最初是学者们在于加丹大密林里听鹦鹉说的，这些词从鹦鹉的嘴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
“总之，征服美洲的历史是人类寡廉鲜耻的历史。应该给这段历史加上这么一个标题。这本历史小说的最好标题是‘卑鄙无耻’。这个标题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噢，不断地推敲标题该是多么恼人的事啊！
“设题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有一些人写得不坏，但不会给自己的作品找一个标题。相反的，也有些人讲起来天花乱坠，但就是动不得笔。这些人只是说说了事。非得有象高尔基那样强大的才华，才能够再三重复同一个故事，然后再生动地，用另外一种风格，而不是照口述的样子，把它写下来！高尔基讲故事是精彩到家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他顿时讲得有声有色。同是一件事情，每讲一次，其中的细节都有所增加，变更，而且更加生动有趣。他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创作。所以高尔基在那些没有才气，铢两必争、而又怀疑他的故事的真实性的人中间，感到难耐的寂寞。他不断皱眉蹙额，缄默不语，好象是说：‘同志们，和你们一起活在这个世上太寂寞了！’许多作家具有这种把真人真事编成美丽的口头故事的才能。特别是马克·吐温。有一位专门在小节的真实性上吹毛求疵的酷评家，曾经指摘马克·吐温说谎。马克·吐温大为震怒。‘假如您自己不会说谎，甚至连说谎的本事都没有，而且根本对谎是怎样说的一点概念都没有，’马克。吐温说，‘您怎能判断我说谎了没有呢？只有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有权这样明目张胆地武断说话。您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也不可能有。在这一方面您是一窍不通硬充明公。’
“伊尔夫说，他在马克·吐温的故乡看见了汤姆·莎耶和哈克贝里·芬的纪念象。这尊雕像上芬抓着一只死猫的尾巴。说实在的，为什么不可以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立像呢？比方给唐·吉诃德或者格利佛，保尔·柯察金，达吉雅娜·拉林娜，塔拉斯·布尔巴（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格利佛是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达吉雅娜·拉林娜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主人公），彼挨尔·别素号夫（彼埃尔·别素号夫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契诃夫的三姊妹（契诃夫有一剧本叫三姊妹），莱蒙托夫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或梅利（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乔林和梅利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上边所写的是一串联想。可以无尽无休。假如把这一串联想的最初一环和最后一环——红绒线衫和梅利的塑像——套在一起，那么这整个极其自然的联想过程便成了梦话。
我之所以这样喋喋地谈论联想，只因为联想和创作有极其紧密的关系。
从这一席关于想象的长篇大论中，至少有一点是一清二楚的，即没有想象便没有真正的散文，也没有诗歌。
关于想象恐怕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说得最中肯：
“混乱是创造某种真实的、崇高的和诗的东西的先驱。让那天才之光穿破这黑暗吧。敌对的、迄今保持均势的微尘，由于爱与和谐而复生，汇合而成为一颗最有力的尘土，严整地粘成一体，象闪烁的结晶般凝结起来，山峦般突起，海洋般泛滥，于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在新世界的前额上写满了最大的象形文字。”
夜降临了，灵魂的力量徐徐苏醒，——它暂时还无以名之。它叫什么好呢？叫作想象、幻想、人类意识中的最细小空隙的透视，灵感吗？精神的喜悦或宁谧吗？欢乐或悲哀吗？谁知道呢！
我熄了灯，夜慢慢地亮起来。黑暗中射出雪的反光。海湾已经结了冰。好象一面晦暗的镜子，照耀着夜，使夜色变成了透明的朦胧。
可以看见松树的黑色尖梢。电气列车在远处驶过，发出匀整的、逐渐增大的隆隆声。于是一切又复归寂静，而且是那样的静，仿佛连窗外最轻微的松针的沙沙声和奇怪的轻轻的坼裂声都可以听见。它和星星的闪光恰巧是配合的。或许是从星星飞落下来的霜，悄悄地发出坼裂的细碎的声音。
屋子里很寂寞。只有我一个人。旁边便是千百里阔的海。海滨沙丘过去，便是宽阔的沼泽和低矮的树林……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只要一燃起灯火，坐在桌前信笔写来，孤独之感便立刻消失了。我不是一个人。我可以从这一间湫隘小屋里和千万人，和全世界说话。我可以向他们倾述各色各样的故事，惹他们发笑，使他们悲哀，引起他们的沉思和愤怒，爱情和怜悯，可以拉着他们的手，象向导似的在生活之路上指引他们。生活，虽然是在这里，在这四堵墙里创造出来的，但它却能冲向宇宙。
牵着他们的手引他们去迎接朝霞。朝霞必定要来的。在东方，朝霞已经隐约地撩起了夜的黑幔，照亮了刚刚有一点蔚蓝色的遥远的天边。
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的心情激动不安，渴望着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性，我的心灵，我的整个躯体的一切传给人们。思想在我心里动荡，但究竟它会朝哪儿涌去，它将用什么方法来表现自己，我自己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要为谁写作。我要和全世界说话。要把全世界这个概念弄清楚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总是想着某一个人，譬如说想着一个长着一双光彩奕奕的瞳子的小姑娘，有一次在牧场上，她迎面跑来，抓住我的胳膊，跑得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这儿等您老半天了。已经采了一大把花，而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二章背了九遍。家里都在等着您，因为您不来，我们闷得慌。您马上给我们讲讲您在湖上看见什么了，请您编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不然，您别编，您就讲讲您看见的，因为牧场就已经够美的了，野蔷薇已经开第二遍了！一切都很好！”
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写作：多年来的痛苦、欢乐和温柔使她的生活和我的那样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畏惧了。
或者为朋友写作。我年纪大了，朋友逐年减少了。
不过，最后，我还是为所有愿意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
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因为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一时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它能够象磁石一样，吸引其余的思想，把它们井井有条地纳入叙述的范围之内。
这种心理状态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熟悉的。
“无怪诗人们，”屠格涅夫说，“谈论灵感。当然，诗神不会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歌，但是他们常常有一种象是灵感特别的心境。费特有一首诗，大家曾对之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只是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首诗出色地表达了这种心境。常常有这种时候，你觉得要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只是觉得要写东西。这种心境，诗人甚至称之为‘神的昵近’。这种时刻会成为艺术家的唯一的享乐。假如没有这种时刻，谁也不会写作了。以后，当必须把浮现在脑际的东西加以整理，必须把这一切都记述在纸上时，苦难便开始了。”
忽然在夜里听见了一种声音。那是遥远的轮船的汽笛声。它怎么跑到这儿，跑到冰上来了？
昨天里加的报纸报导说，从列宁格勒开来一艘破冰船。这一定是破冰船的汽笛。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破冰船领航员的故事，说他经过芬兰湾破冰时，在冰上看见了一束冻凝了的野花。上面蒙上一层雪。谁把它丢在这片冰雪的荒漠上的？显然是当一艘轮船冲破最初的薄冰时，从船上落下来的。
一个形象出现了，它用一种隐秘的力量开始引起一个还很模糊的故事。
必须猜出这束冻花的秘密。所有的人都来揭破这个谜。每一个看见这束花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这束花。是不是那个向我迎面跑来的小姑娘在牧场上采集的花？大概就是那些花朵。不过怎么落到冰上去了呢？只有在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话中，才可能有这种事。
在这里又产生一个想法——对花的特殊的纯粹女性的态度。和我们男人迥乎不同。在我们看来，花是装饰品。女人却把它看成生物，是大千世界里来的客人。我们这些终朝忙忙碌碌的成年男人对这世界只是偶尔淡淡地一瞥，毫不在意。
多么可惜，朝霞这样快地燃起来了。阳光可以驱逐这些思想，使它在严肃之士的眼里，简直变成了笑话。
许多故事因阳光而凝缩起来，象蜗牛一样，藏到硬壳里去了。
可是故事——还在朦胧状态——已经产生了。在童话、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没出世的时候，阻止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异于杀害生灵。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们好象自己在日升月恒。
童话落到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写童话，大抵和用文字表达草的微弱的气息一样困难。写童话时，几乎不能出气，怕吹掉它上面的极纤细的花粉。而且要写得很快，因为微光、淡影和各别的画面迅速而轻捷。不能迟误，不能落后于想象的奔驰。
童话写完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还想再看一眼那一双含蕴着童话的光彩奕奕的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