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萨尔第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给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间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栅门，经过一栋封闭了的别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径。
在这栋别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它们。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见的罅缝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别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窥视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没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惊涛拍岸声，而是冰的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养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
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鲜鱼。也和千百年前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澎湃，象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
但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
他用罕见的勇敢和顽强精神，想从内部炸毁荷兰当局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他总是保护爪哇人，不使他们受到欺凌。他残酷地惩罚了诈取者。他嘲笑总督和他的心腹，这些人当然都是善良的基督徒；他引证基督对邻人之爱的教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没有理由可以驳倒穆里塔图里。但是可以毁灭他。
当爪哇人起义的时候，穆里塔图里和起义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克拉阿斯的尸灰继续在敲着他的心”。他怀着动人的爱来描述爪哇人，描述这些容易受骗的孩子，同时他也愤怒地描写了自己的同胞。
他揭穿荷兰的将军们所发明的军事上的卑劣行为。
爪哇人非常喜欢清洁，讨厌龌龊。荷兰人把他们这个特点也利用上了。
他们命令兵士在冲锋的时候，把粪便往爪哇人身上掷。迎着残酷的枪林弹雨毫不畏惧的爪哇人，受不了这种战争方式而退却了。
穆里塔图里被免职，送回欧洲去了。
有好几年，他和荷兰国会力争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宣讲着这件事。他给大臣们和国王写请愿书。
但都是徒然。他们勉强地、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话，不久，人们说他是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疯子。他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全家都挨饿。
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他写了一本关于在爪哇的荷兰人的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维拉尔或咖啡贩子”。但这仅仅是初次尝试。在这部书中，他好象在探索那对他还不怎样稳定的文学技巧的基础。
可是他的第二本著作情书，却具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由于穆里塔图里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而产生的。
这本书的个别章节写得有的好象一个人看到骇人听闻的不公平的事情、抱住头所发出的凄厉叫喊，有的好象辛辣而机智的寓言抨击文，有的好象对所爱的人们抹上一层哀伤幽默色彩的温柔抚慰，有的好象想使自己天真的儿童时代的信念复活的最后尝试。
“上帝是不存在的，不然上帝应该是善良的，”穆里塔图里写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穷人的掠夺！”
他离开了荷兰想在外面找块面包。妻和孩子们留在阿姆斯特丹，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把他们随身带去。
他，这个与高贵社会不相称、备遭苦难、爱嘲笑的人，在欧洲各城市里漂泊，同时写东西，不断地写。他差不多没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特别想念那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小男孩。他怕这个男孩子会忘记对人们信任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引出他过早的眼泪。
穆里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是毕竟有过这么一回事！荷兰一家大出版社同意收买他的手稿，但条件是他不许再在别处出版。
精疲力竭的穆里塔图里同意了。他回到祖国来了。他们甚至只给了他很少一点钱。但稿子并没有出版。他们买去手稿，仅仅是为了解除这个人的武装。当这个火药桶没落到他们手里之前，荷兰的商人和荷兰当局是不会安心的。
穆里塔图里终于没等看到正义便死去了。他还能够写出很多卓越的作品——写出那些所谓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的血写成的书。
他尽其所能地斗争过，他牺牲了。但他“征服了海”。可能，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不久就会给这位大公无私的殉难者立纪念碑。
这就是把两个伟大的使命融和到一起的人的一生。
在疯狂般忠实于自己的事业这一方面，穆里塔图里有他的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和他同时代，艺术家文钦特·梵·高。
很难找到象梵·高这样一生为了艺术而忘却自己的例子了。他向往在法国创立一所“艺术家协会”——一种特殊的公社，在这里什么人都不能使他们离弃绘画。
梵·高经历了重重的苦难。他在吃马铃薯的人们和囚徒的散步两幅画里，已沉沦到人类悲哀的绝底。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
艺术家的事业是产生欢乐。他用他掌握得最有力的手段一彩色——创造了欢乐。
他在画布上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好象用一种神奇的水，把大地洗涤清净了，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以致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而每一片紫苜蓿田，都变成了化为无数朴素花环的阳光。
为了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颜色的美，他以自己的意志使它们无穷的变幻停住了。
在这之后，难道能够说梵·高对人冷漠无情吗？他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闪烁着各种彩色及其最精微的变幻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类。
他赤贫、高傲且远离实际。他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享了最后的一块面包，从他自身的经验，他清楚地知道什么叫社会的不义。他蔑视那些廉价的成就。
当然，他不是个战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他疯狂般相信劳动的人们——农民和工人、诗人和学者——的美好的未来。他没能够成为一个战士，但他想把自己的一份——他赞颂大地的画——献给，实际上已经献给了未来的宝库。
从美的各种形式中，梵·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色调无可非议的和谐，这一大自然的特征，这些色调的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时时刻刻都在转换、但一年四季到处一样美丽的大地的彩色……这一切无时不使他目眩神移。
是时候了，应该恢复以公正态度来对待梵·高，对待乌鲁别里、鲍里索夫－穆萨托夫、戈根以及其他许多艺术家了。
一切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一切能够提高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所共知的真理难道还用证明吗？
实际上，我们应该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该把那些因为美不按照他们的意志存在而痛恨美的伪君子从我们之中驱逐出去。
请原谅我离开文学倾域在绘画中旁涉一笔。我认为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帮助作家提高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不能丧失责任感。无论是冷静的考虑，无论是文学的经验，都代替不了它。
如果对作家的才干作正确的了解，那么其中完全没有那些微末的怀疑论者企图硬加上去的性质——虚伪的热情，作家对自己的特殊作用的浮夸的意识。
譬如说普里希文，无疑是一个负有作家的使命的人。他为此献出了一生。就是他，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孤独的人，而是作一个和一切人—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