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能清楚地记得这张照片——它刊载在好多报纸杂志的版面上，几乎家喻户晓。三个男子，已经不算年轻了，时间在他们脸上已刻下了深深的沟痕，这三个男子一动不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可以大胆说一句，这张照片已成为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摄影生涯中创作的顶峰。它记录了人的内心迸发出来的无比纯真而深切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三种性格各有自己的特色，与此同时这张照片又充满了高度的内部和谐，只有真正的艺术精品才能达到这样的和谐。甘金的照片是一帧由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它很耐看，百看不厌，每看一次人的智慧和感情都可以从中汲取新的食粮。
这三个战友是红军的三名老指挥员，布列斯特要塞的三名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英雄。后来，在漫长的四年之中，他们又是法西斯的囚徒，他们饱尝了当俘虏的全部辛酸：他们忍辱负重，备受欺凌，他们挨过饿，挨过打，受尽了讥嘲，无时无刻不受到死亡的威胁。然而，他们的苦难到此远未结束。胜利使他们获得了解放，他们回到了祖国，但他们却遇到了心存偏见、极不公正的对待，那就是斯大林时代和贝利亚当政时期盛行的对当过战俘的人毫无道理的不信任。在他们坎坷的命运中，这也许是最残酷、最令人感到屈辱的考验了。他们都是一些丝毫无愧于人民、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的人，但回到祖国之后，却被视为异己；他们为胜利的到来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不小的力量，但在胜利的节日里，却完全成了与胜利无缘的人。“俘虏”，甚至‘叛徒”——这是一种令人伤心到落泪的烙印，它象火一般在烧炙着人们。
现在，在好多年之后，当战争。俘虏、战后的不公正都已成遥远的过去，党终于坚决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以后，这三个共同经历过上述种种遭遇的老战友才头一次聚会到一起。于是，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立刻又从心灵深处被勾了起来，以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牢牢地攫住了他们。
加夫里洛夫仿佛被那突然涌来的回忆压得抬不起头来了，他用额头抵住朋友的面颊，在这三人互相拥抱的时刻连动都舍不得动了。他闭上了眼睛，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苦闷和这次与他最可宝贵的人们极为亲切的会见的感受之中。强壮有如古代勇士一般的圆圆脸盘儿的谢缅年科，几乎在朋友的脖子上吊了起来，眼下回忆所给他带来的一切似乎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丝气力。他同所有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从不轻易掉泪，也很少掉泪，在他鼻梁上方的额头上，横着一条紧张的、悲剧性的皱纹。尼古拉·佐里科夫时把脸紧贴着战友，先是抽抽咽咽，后来竟号陶痛哭起来。照片的最前边露出了他的一只手，它小心翼翼而又情意深长地把着朋友的手肘。
他只有一只手了。第二只留在了布列斯特要塞。
第四十四步兵团军需上尉尼古拉·往里科夫的故事我早就知道。早在我寻找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个团的前政委尼古拉·罗曼诺维奇·阿尔塔莫诺夫给我讲过这个故事。阿尔塔莫诺夫上校是在一九五五年同我在莫斯科见面时讲起佐里科夫的。
在我国战争文学中，不知为什么军需官大部分都被写成要么是反面人物，要么是可笑的人物。尼古拉·佐里科夫是驳斥这种军需官“文学神话”的活的例证。他是布列斯特要塞的名副其实的英一雄军需官。
事情发生在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当要塞开始遭到炮击后，营教导员阿尔塔莫诺夫从他位于军官家属楼的住宅跑到北门，团队的一个营就在这座门附近土墙内的掩蔽部里。该营几个连听到警报后立即集合，由教导员带到要塞外，朝预定的位于布列斯特郊区的防线开去。阿尔塔莫诺夫本人则在大门口又等了一会儿，因为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很快就要赶到这里来。
这时，从要塞那深深的门洞里跑出一个人来。他的一只胳膊几乎齐根断去，创口用一件衬衫胡乱地裹了一下，鲜血把它全部浸透了。
阿尔塔莫诺夫认出来人是军需官佐里科。
“教导员同志，给我派辆汽车！”
阿尔塔莫诺夫以为军需官要求用汽车送他上医院：伤势的确吓人，看来他已失血过多。但住里科夫关心的却是另一码事：‘给我派一辆汽车！”他毫不动摇地再三请求，“仓库里我还有不少粮食和饲料呢。要不然都会落到法西斯手里的。”
这样一个受到致命创伤的人，衰弱得直打晃，但想的并不是怎样救自己的命，他首先关心的是托付给他的那批物资。
教导员好容易才说服佐里科夫立刻进医院，他打发这位军需官乘上顺路的马车朝后方出发。阿尔塔莫诺夫就这样不等见到加夫里洛夫，便急急忙忙跑到国境上自己的营里去了，后来又带着这批战士一块儿往东撤。佐里科夫后来如何，他就再没有听人说过了。
但我却从要塞保卫战参加者亚历山大·马赫纳奇那里了解到这位军需官后来的情况。他同住里科夫是在俘虏营里相会的。佐里科夫由要塞被送进医院几天后，伤员向东撤退时，陷入了包进了希特勒的俘虏营。上尉先是失去一条胳膊，接着又患上了肺结核。马赫纳奇记得，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快解放的时候，佐里科夫的身体坏极了。回国后他又到了哪里，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没人知晓。
三个朋友出乎意料的会见，发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保卫战英雄应该出席苏军中央宫庆祝典礼的那一天。上午我们照例都在宾馆门口绿色小花园的长椅上会齐。保卫战参加者、布亨瓦尔德的地下工作者、马捷沃相的战友尼古拉·克荣格正在同彼得·克雷巴讨论着什么问题。尤里·福明在翻着报纸。《苏联妇女》的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正围着拉伊萨·阿巴库莫娃转前转后，举起头来朝她瞄了又瞄，想选个适当的角度拍一张照片。加夫里洛夫和谢缅年科走了过来，也在这里坐下，继续热烈地回忆着一件战前发生在团里的可笑的事。
谁也没有发现，这张长椅旁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容颜瘦削、微见拔顶的人，他的头发是红色的，穿了一件普通的条纹衬衫。左边的袖子几乎一直到根都是空的。
他在长椅前止住了脚步，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谢缅年科和加夫里洛夫瞅，但他二人却仍然沉浸在回忆之中。只见这人未经修刮的腮帮子神经质地抽搐了两下。谢缅年科这时刚好抬头，便机械地朝陌生人膘了两眼。忽然，他发出一阵惊呼，又象是发出一阵呻吟，猛地从长椅上跳起，朝独臂人扑去。加夫里洛夫也看到了这个人，他也惊呼一声，扑了过去。
他们脸贴脸地拥抱在一起，放声号陶痛哭，毫不顾忌路上的行人正在未来往往，引得这些在公社广场上行色匆匆的莫斯科人互相直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他们知道这是布列斯特英雄十五年后又相见时，都深为理解地频频点头，停下来用热泪盈眶的眼睛看着他们。
我们当时还下知道这个独臂人是谁，只是被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紧紧抓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一个人却没有坐失良机。这就是摄影记者马克·甘金；无论这次会面使他多么激动，但一个摄影记者的职业本能却还是起了作用。他知道他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成功机会，他领会到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机不再来的时刻。于是这位摄影艺术家突然被一种灵感所推动，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摄影角，把摄影机举了起来。
这张给作者带来广泛声誉、赢得国际摄影展览金质奖章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它引得我国的大艺术家谢尔盖·科年科夫羡艳不已。著名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尔斯把它挂到了自己的工作室里。世界各大洲无数外国杂志都转载了《苏联妇女》的这幅照片。
这里拍下的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已不在人间。一九六一年，在布列斯特举行要塞防卫战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后的几个月，尼古拉·佐里科夫去世了——肺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是战争和战俘营给他带来的不幸。
但他的容貌同他的战友们的容貌一道留在了这张照片上，永远是那样生动，它将以巨大的人道主义感情使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永远激动不已，它将以发人深省的力量提醒人们防止战争灾难，召唤人们为世界和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