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介绍过，一九四二年春天，在奥廖尔前线某一地段，曾经缴获过德军步兵第四十五师的一份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布列斯特要塞防御战的情况。此报告的副本落到我手中时，我发现报告特别关注夺取一个被文件作者称之为东堡的要塞工事的战斗。据报告记载判断，为争夺这一堡垒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医战，守军对敌人进行了十分英勇的抵抗。
下面就是德军参谋人员对争夺此堡的战斗情况的记载。
“六月二十六日。东堡成了抵抗的据点。凭借步兵火器无法靠近这里，因为从地下掩体和马蹄形大院发出的优势的步机枪火力杀伤了每一个向它接近的步兵。
六月二十七日。从一名战俘口中得悉，在东堡进行防御的，约有二十名指挥员和三百七十名战士，他们装备有足够数量的弹药和食品。饮水匮乏，但是他们挖坑取水。抵抗运动的核心人物似乎是一名少校和一名政委。
六月二十八日。坦克和强击火炮继续对东堡进行射击，但未能奏效。用八十毫米高射炮射击也同样没有效果。因此师长下令同飞行员建立联系，以查明空袭的可能性。
六月二十九日。从八时起，空军投掷了大量五百公斤级炸弹，效果不明。坦克和强击火炮对东堡重新恢复了射击，同样收效甚微，仅发现有些地方墙壁已被摧毁。
六月三十日。准备利用汽油、机油和油脂发动进攻。它们被装入大桶和瓶子，滚入堡垒的掩体，再用手榴弹和燃烧枪弹引燃。”
后来，敌人对东堡实施了罕见的狂轰滥炸，投下了一颗重达一千八百公斤的炸弹，象希特勒匪帮所描写的那样，这个炸弹“震撼了整个布列斯特市”，直至此时，敌人方得以突入堡垒，并加以占领。少数幸免于难的指战员被俘，其中大多数受了伤或被震昏，被俘的还有留在堡垒掩蔽部中的妇女和儿童。但是，尽管法西斯匪徒反复搜索地下室，他们始终未能找到堡垒防御战的领导人。有鉴于此，德军战报中写道：“没有发现少校和政委。据说，他们自杀身亡。”
首先我需要查清，德国人所说的这个东堡究竟在哪儿。据我所知，按照军事术语，堡垒是指能够独立战斗的混凝土工事，它配有大炮，设有守军可以利用的可靠掩蔽所、弹药和粮食仓库，等等。但据我了解，要塞里并没有类似的混凝土工事。布列斯特要塞周围确实有一些建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堡垒。但这些堡垒部位于要塞之外，距要塞外墙数公里。而德军报告却告诉我们，这里所指的东堡是在要塞以内。
这是一个需要揭开的谜。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布列斯特去时，随身携带了这份德军报告的复制件。我一面在要塞里到处查访，一面仔细斟酌报告提及东堡的每一句话。我把文件中的某些资料同实地情况进行对照，逐渐明白了，德军所说的”东堡”指的是什么地方。
在叙述要塞最初几次战斗时，我曾经说过，要塞北部由正门通向穆哈维茨桥道路的两侧，有两座颇有特色的马蹄形土质工事。
这两座工事各由两道高高的马蹄形土墙组成。两道土墙是平行的——一道在里，一道在外，同时，为便于防御，内墙略高于外墙。两道土墙之间相仍约四、五米，形成一条狭窄的马蹄形带状空地，这有点象一个小院，两边的院墙用砖砌成。从小院可以进入设在土墙内的昏暗的掩蔽部。而在工事正中央，在圆形的院子里，立着一栋二层的营房大楼，与由内墙构成的“马蹄铁”相连。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混凝土工事，而且严格地说，把这种土筑工事称之为堡，也的确过于勉强。不管怎样，我现在终归查明，敌人称之为东堡的，正是这两座马蹄形上筑工事中的一座，也就是位于大路东侧的那座。在德军文件中，有关“马蹄形院落”的记载和一系列其他情况，都使人确信无疑，东部马蹄形工事和东堡——指的是一回事。
初次访问布列斯特时，我在当地没有能找到一个曾在东堡战斗过的战士。几个月后，我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再次访问了布列斯特。我从部队要了一辆汽车，为了寻找要绕保卫战的参加者和目击者我深入到布列斯特州各地，走遍了它的许多区。
就在这次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我来到距布列斯特市二十五公里的一个区中心扎宾卡，在当地会见了陆海空军志愿支援协会区分会的领导人、预备役中尉科洛米耶茨。战前，他曾在布列斯特要塞服役，当时任排长，参加过保卫战。
我一谈就发现，坐在我面前的正是东堡的一个保卫者，虽然科洛米耶茨不叫它东堡，而称为马蹄形土筑工事。为了彻底查证核实，我让科洛米耶茨随我驱车去要塞，到了那儿之后，又请他带我到一九四一年他战斗过的地方。他当即将我带到东堡的土墙。
我详细记录了他的回忆。他提供了有关东堡防御的许多有趣的情况。在这里的掩蔽部中，集结了来自各部队及其各下属建制的战士。他们被编成了连、排，并为之严格规定了防御地段。堡垒的司令部工作有条不紊，这里的电话联系长时间没有中断，这种情况是要塞其他地段所没有的。科洛米耶茨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指挥东堡战斗的少校组织工作果断有力的结果。
科洛米耶茨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位少校。据他讲，这是一个刚毅非凡的人，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和干练的军事指挥员，他为战士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是整个防御战的真正灵魂，这里的防御一连许多天顽强地抗击了法西斯匪帮的猛攻。
我问及这位少校的姓名，可是很遗憾，科洛米耶茨却把他忘了。他回忆了一会儿说，他隐约记得这位少校叫格里戈里耶夫，或类似的姓名。
这时，我已经掌握了一份在要塞战斗过的指挥员名单，只是暂时还相当不完全。这是我根据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保卫战参加者的介绍制定的。不管见到谁，我首先要求他列举出自己还记得的要塞保卫者的姓名。在这份当时包括了一、二百人的名单中，也有着几位少校。于是，我向科洛米耶茨一个一个地念叨这几个人的名字。当我说到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时，科洛米耶茨淬然一震，满有把握地说，领导东堡防御的就是加夫里洛夫少校。
我又寻根问底地一再询问科洛米耶茨，他回想起来的这个姓是否准确，他会不会搞错。但是他却一口咬定：在“马蹄形工事”里。他的指挥员肯定是加夫里洛夫少校，没错。
可是，问题出在我那份名单中登记的加夫里洛夫战争第一天便阵亡了。早在布列斯特之行前，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当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附设训练班学习的阿尔塔莫诺夫上校。一九四一年阿尔塔莫诺夫当过营教导员，后来又调到布列斯特要塞，任步兵第四十四团政治副团长。有关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的情况，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的。
阿尔塔莫诺夫告诉我，他和加夫里洛夫都住在布列斯特要塞北面的军官宿舍。战争开始时，阿尔塔莫诺夫冒着第一阵炮火从家里冲了出来，向驻扎在要塞正门附近的本团的一个分队发出了战斗警报。他知道，按原定战斗部署，第四十四团应拉出要塞，在预定地区——布列斯特以北进入防御阵地。阿尔塔莫诺夫率领这个分队仓促赶到预定防区。他以为团长马上就会率领其他连队赶来汇合，但加夫里洛夫却始终未能冲出要塞。稍后，有人向阿尔塔莫诺夫报告，战争最初时分，加夫里洛夫居住的房子里落下一颗炸弹，少校及其家属当场牺牲了。
科洛米耶茨的消息现在推翻了这种说法。加夫里洛夫并没有死，他正是德军报告里所说的东堡的那位少校。
我向科洛米耶茨询问了加夫里洛夫后来的情况。他说，战斗最后那天他始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团长，不过后来他被俘后曾听东堡防区的战友说，当敌人突入当地时，为了不被法西斯匪徒生俘，加夫里洛夫少校大概开枪自尽了。
这样，德军报告中关于少校已死的说法，现在已得到了东堡一个保卫者的证实。
就在我那次访问布列斯特州期间，我来到别洛维查森林附近的小城卡缅涅茨，在当地一家区门诊所里我见到了医生沃罗诺维奇。沃罗诺维奇没有参加过要塞保卫战，但他是军医，所以战争开始后不几天便在边境附近被俘了。希特勒匪徒把他解往布列斯特南镇的战俘营，马捷沃相、马赫纳奇以及布列斯特要塞的其他许多保卫者也关押在那里。
在战俘营医院，沃罗诺维奇和我军全体被俘医生一道，为受伤的指战员进行治疗。正因为如此；当我向沃罗诺维奇医生打听，他医治过哪些布列斯特保卫战参加者，据他们讲这次保卫战究竟行续了多久。他向我介绍了下面的情况。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天，而且沃罗诺维奇一再强调这个日期绝不会错，他和其他医生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希特劫匪徒把在要塞里刚刚俘虏的少校送进了战俘营医院。被俘的少校穿着一身军官服装，但衣衫已破烂不堪，满脸被硝烟和尘土染得默黑，长满了胡须。他身负战伤，昏迷不醒，看起来已极度衰弱，确确实实瘦成了皮包骨头。他甚至连东西都不会吞咽：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医生只好给他灌食，可想而知，他已虚弱到何等程度。
但是，那些俘虏了他并把他押到战俘营的德军士兵告诉医生。就是这个生命垂危的人，在一小时之前，当他们在要塞的一个掩蔽部里发现他时，仍在孤军奋战，向他们投手榴弹，用手枪射击，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希特勒匪徒。谈及此事时，他们油然流露出敬佩的神色，毫不掩饰地对苏军指挥员的精神力量表示惊叹，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完全是出于对战俘勇敢的景仰。据沃罗诺维奇说，后来有好几天，不少希特勒军官竟专程从布列斯特乘车来到战俘营，想一睹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如此惊人勇敢、顽强不屈的英雄的风采。
我向沃罗诺维奇医生打听这位少校的姓名，遗憾的是，他把姓名忘了。于是，我象同科洛米耶茨交谈时一样，开始把名单中的几个少校的名字—一列举出来。突然，沃罗诺维奇说，他现在治楚地记起，战俘的姓名叫加夫里洛夫。
这样一来，我重又找到了在要塞保卫战期间曾指挥过东堡保卫战的前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的踪迹。尽管有各种传闻，但他显然没有自杀，也没有战死，而是成了希特勒战俘，只不过当战俘的时间相当晚罢了。
至于加大里洛夫后来的情况，沃罗诺维奇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因为这件事过了几天之后，医生转到了另一个战俘营。
布列斯特之行归来后，我在莫斯科的纳加塔医院和在列宁格勒很快又分别找到了马霍文科和彼得罗夫两位医生。一九四一年六月，他俩也落入南镇的希特勒战俘营，在那个所谓的医院里当过医生。马霍文科和彼得罗夫二人分别有头有尾地向我重述了医生沃罗诺维奇所讲的情况，并证实了被俘少校的确姓加夫里洛夫。彼得罗夫和马霍文科两位医生留在战俘营的时间长于沃罗诺维奇，所以他俩还记得，过了一段时间，加夫里洛夫少校稍有康复，能走路了，这时医生就把他安排在战俘营厨房干活，想让他就近多吃点东西，好补补身子。至于后来的情况，两位医生也都难道其详，因为战俘营于一九四二年春解散了，他们再也没有见到加夫里洛夫少校。
这二次我心中又萌发了一种希望：加夫里洛夫可能尚在人世，战后又从战俘营口到了祖国。但在开始寻找之前，我至少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和父名。加夫里洛夫这个姓太普通：在国防部干部总局的名册里，可以找到数以百计的与这位布列斯特要塞英雄同姓的人，所以要想顺利查找我想了解的人，还应搞到某些有关的补充材料。
遗憾的是，无论是两位医生还是科洛米耶茨，都不知道加夫里洛夫的名字和父名。于是，我立刻又回过头来寻找阿尔塔莫诺夫上校，希望他也许还会记得原来的首长叫什么名字。这时，阿尔塔莫诺夫已在军事学院附设训练班毕业，被任命为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武装部长，并已赴彼得罗扎沃德斯克就职。于是，我又往那儿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很快就听到了回音。阿尔塔莫诺夫向我介绍了加夫里洛夫的一些外表标志，描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而且歉疚地承认，十五年来已把他的名字和父名忘记了。还说，他俩常以“加夫里雷奇”和“阿尔塔莫内奇”来相互称呼。
这样，我的希望落空了。需要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寻找。
我知道，加夫里洛夫少校指挥的第四十四团原属陆军第四十二师。于是，我先请求总参谋部查找一下，在军事档案馆里是否存有该师军官的名册。没过多久，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名册。果不出我所料，我在里面发现了有关少校加夫里洛夫的简要资料。
原来，他叫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生于一九〇〇年。有了这些资料，总算可以着手寻找了。我给干部总局的那位科诺皮辛上校打了电话，请他查找加夫里洛夫少校的人事卡。
过了一星期，科诺皮辛通知我，卡片已经到他手上了。我立刻赶去见他。我激动地拿过这张破损的卡片——上面的紫墨水已经退色。在卡片上，我看到了下面这些内容：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夫里洛夫从一九一八年起即在红军服役。参加过讨伐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粉碎高加索白匪军的战斗。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国内战争后，继续留在军内，长期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在当地指挥过各级分队。后来被派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九年毕业后被任命为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芬兰战争中他率领该团参加过多次昔战，两年后又调至布列斯特要塞。
在这些情况下面，在卡片的最下端，用较新鲜的绿墨水写了三行字。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最珍贵的三行字。第一行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布列斯特市地区被俘。”果然如沃罗诺维奇医生跟我说的那样，的确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十二天上。第二行写道：“一九四五年五月由战俘营获释。”最末一行是小注：”克拉斯诺达尔市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
原来加夫里洛夫少校并没有死，真是万幸，现住在克拉斯诺达尔，并且在当地的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注册。下一步寻找已经不会遇到困难。
在克拉斯诺达尔还住着一个要塞保卫战参加者，是我的老相识，此人恰好是加夫里洛夫少校的下属，是前步兵第四十四团的战士，名叫别索诺夫，现在在克拉斯诺达尔石油厂当磨工。他清楚地记得从前的老团长，虽然在要塞保卫战期间他不在东堡，而战斗在另一防区——中央核堡。我立刻把我得知的情况转告了别索诺夫，请他去克拉斯诺达尔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打听加夫里洛夫的地址，并和他建立联系。
一星期后，我便收到了别索诺夫的回信。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当即乘车前往红色近卫军区武装部，这里应该有加夫里洛夫少校登记的底案。当我向武装部的工作人员说明实情后，他们便告诉我，加夫里洛夫少校的确属于他们这儿的在册人员，并为我取来了他的人事档案。我看了档案里加夫里洛夫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是他。记下他的地址后，我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这时天色已晚，所以我当时未能同他见面。这一夜我一直难以成眠——第二天早晨就要见到加夫里洛夫了。我早早起了床，没顾得吃早饭，就急如星火地赶到加夫里洛夫的住处。应声出来开门的正是加夫里洛夫本人。说实在的，我慌神了，竟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加夫里洛夫少校，您指挥的前步兵第四十四团战士前来报到！’
加夫里洛夫也心慌意乱了，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手足无措地忙活起来，我发现他的脸和手都在神经质地直哆喷。斯米尔诺夫同志，可惜您没法目睹我们的重逢。那场面简直难以形容。
我惊喜交加，激动万分。不过，使人难以置信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已不是我记忆中往昔那执法如山、刚毅不屈的指挥员，而是一位谦朴温良的公民。我们一直长谈到晚上。只有当他讲起过去的事情时，才仿佛又变成了团长，当年的英姿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别索诺夫把加夫里洛夫的地址告诉了我，我当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介绍了我寻找他的经过，还告诉他，我认为，在布列斯特要塞他建树了英勇非凡的功业，我坚信人民了解他的功勋，祖国正确评价一个英雄人物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的时候已指日可待。我告诉他，近日我将动身到克拉斯诺达尔去同他会见，并记录他的回忆。
两星期后，我来到克拉斯诺达尔。加夫里洛夫同别索诺夫一道在车站迎接了我。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这位深切思慕、四处寻觅的人物。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他身材瘦削，宽宽的脸盘上略带着一种疲惫的神色，看上去比五十五岁的年龄显得更苍老一点。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头戴一顶军用护耳棉帽。
他立刻把我带到了他的家——克拉斯诺达尔市远郊的一座矮小的土坯房。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亚在门口迎接我，对我的接待十分殷勤周到。
这幢小屋室内整洁异常，不过所有的陈设使人可以感到，主人的生活远不能说是富裕。房子是加夫里洛夫夫妇亲自盖的，我看得出来，为了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个住处，让日子能过得下去，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
然而，房前屋后那一大片精心培育的葡萄园，却是主人的骄傲。所以，当我们坐下用早餐时，桌上摆上了家酿的新酒，于是我们自然又为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们干了第一杯。
此后，我同加夫里洛夫一连畅谈了数日，记下了他的回忆。他向我谈到了自己的一生，它是那样的引人人胜，但又是那样的坎坷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