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后的第二天，医疗营在一个隐藏于施奈德穆尔城郊森林的深处的村子里驻下了。早上搭起了帐篷。配药室主任一边叽哩咕噜抱怨，一边打开药箱。
塔尼亚在晨光中洗了脸，穿上罩衫，走到她的帐篷里去了。鲁特科夫斯基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几个老头儿和老婆子围住了，他们用德国话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原来他们是在探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留在村子里，还是必须迁出去。虽然没有人驱逐过他们。
塔尼亚看见他们，吃了一惊。
这不是因为她很天真，以至没有想到在德国会碰见普通的老头儿和老太婆。可是在四年可怕的岁月中，她心里对德国人积下了那么深的仇恨，她简直不能承认他们是也有感情、思想和人的其它品质的。“德国人”这个词儿会使她想起那被烧毁的城市和乡村，在这些城市和乡村里的俄国人只得住在地下，想起了黑色飞机用机枪扫射妇女和儿童们，想起了被炸的救护列车，想起了在俄国一条大河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岗上阵亡的丈夫。
她冷冷地看着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和老婆直。她觉得他们的泪水是无耻的。他们使别人流了那么多眼泪，他们竟然还有脸哭泣！
她觉得奇怪，德国竟然也有象在她的故乡尤赫诺夫一样的菩提树和橡树。她又奇怪，居住在这儿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们都有寻常的皱纹，寻常的眼泪。只是他们那难懂的德国话又增强了她对他们的憎恨。这至少是一种确凿的证据：他们都是德国人。
可是，即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人哪。塔尼亚终于怜悯他们了：他们露出的恐惧的样子，一种被克制的焦虑不安，仿佛用雷声震聋的耳朵倾听着他们看来是敌对的可怕的世界。一个高高的、秃顶的老头儿，把帽子抓在手里，用恳求的口吻操着俄语对塔尼亚说：“同志……同志……”
他在哪儿学会这个字？或许他在一九一八年跟俄国革命士兵们交过朋友吗？从一个敌对的瘪嘴的德国人口里听到祖国的语言是使人不快的。这个字里面除了献媚和恐惧以外，是不是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意思呢？
“您想到我们是同志已经迟啦。”塔尼亚心里想。
第一批伤员开始送进来了。从伤口的性质来看就可以断定战斗的性质。这是向敌人预先筑好的非常坚固的防线的进攻。大多数是四肢重伤——触地雷炸伤的。
伤员们看见了塔尼亚，差不多马上都停止呻吟了。一个男子汉在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人面前叫喊呻吟，是怪难为情的。“她不太年轻吗？”那些年纪大些和经验多些的人们心里想。起先他们甚至把她当作女护理员：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即使穿着白罩衫看起来也还不满二十五岁呢。可是，不，这是个医生。女护理员们在她身边恭敬地忙碌着，只要她说几个字或用眼睛一瞟，她们就懂得她的吩咐。她那对灰色的眼睛里充满着镇静的信心，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这种信心。伤员们都信任地望着她，甚至竭力摆出笑容，以博取同情和称赞。
她说：“好样的！这才是一个士兵！这样年轻，可是这么了不起！”
或者说：“年纪这么大，可是这么了不起！”
有时侯她变得话很多：那常常是在施行最困难的手术的时候。
“怎么样，痛吗，亲爱的？”她问，微微地笑着，甚至有些儿挤眉弄眼。“别看自己的伤口，这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您懂得伤势吗？有些看起来似乎又大又可怕，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伤员们不断地到来。血淋淋的棉花团使她的眼睛发花了。总是爱说爱笑的、活泼的女护理员们现在都在塔尼亚身边聚精会神地忙碌着。
塔尼亚觉得她在调配帐篷里看见的一张伤员的脸，好象是见过的。她回到手术台以后，竭力回响了一阵子，她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个腹部受伤的人被抬进来了，接着是一个面部给火灼伤的炮兵。露出在雪白的纱布面罩上的一对灰色大眼睛平静而安详地瞧着这一群血淋淋的、呻吟着和叹息的人们，而一双戴着橡皮手套的纤细而灵巧地手不停地动着。
医生们和女护理员们不时地走到她跟前来询问、讨教和请求帮助。她慢慢地走到邻近的手术台前，或者只是远远地微微伸着脖子，细心地查看伤处，然后点点头，或者相反，否定地摇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一边继续做她的工作。
玛莎有时侯跑到帐篷里来，关切地向塔尼亚望了片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在那儿说：“她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当然，要是男人们不冲昏她的头脑！……”
她找到鲁特科夫斯基，凑着他耳朵大声说：“您叫她吃点东西吧，她从早晨站到现在！哪怕喝些茶也好！您简直要把她折磨死啦！”
下午两点钟克拉西科夫坐着汽车来了。
“哦，你听到了什么消息吗？”他问鲁特科夫斯基。
鲁特科夫斯基报告了治疗过的和还没有治疗的伤员的数目。
“什么时候往后方送呢？”
“晚上，上校同志。”
克拉西科夫走进了外科手术帐篷。
他第一次看见塔尼亚在工作。他期限只注意到她穿着束腰的白罩衫显得很苗条。可是上校看到她那精确而充满自信的动作，听到她那镇静的声音，便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很奇怪，同时对自己也充满了无限的敬意。他兴奋地想：“我没看错……一个优秀的女人……”他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然后他蹑着脚出去了。
塔尼亚觉得面熟的那个士兵，给放在她的手术台上了。塔尼亚用夹子取去了他右手上的绷带，发现手关节必须截掉，它已经碎了。
“不要紧，”塔尼亚说，“忍一忍吧，你现在会觉得有些儿痛，我给你洗伤口，忍一下吧，黑眼睛。”
“我是……”他轻声说。
现在她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马车夫”。她想起了他坐在车夫座上的那股英雄气概，她的心开始跳得很厉害。
女护理员看出她的脸色突然发白，于是说：“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该休息啦。”
“是的，也许，”塔尼亚同意了，一面想念着鲁缅采夫。“但愿他，鲁缅采夫，没有遇到什么以外就好啦！”她想。
她克制了这种刹那间的衰弱，又开始施行手术。“马车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数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因受了麻醉而痛苦地睡着了。
手术完毕后，玛莎轻轻地走进了帐篷。她作出恼怒的样子来掩盖她的喜悦和同情，说：“请您马上去睡吧。伤员不多了。我们没有您也对付得了。”
塔尼亚顺从地洗净了手，脱下沾了血污的罩衫，穿上军大衣，就从帐篷里出去了。天色已经黑了。凛冽的寒风在黑黝黝的房屋间呼号。她在街上走着，什么也不想，她走到村子边缘附近时，才清醒了过来，听见后面传来了鲁特科夫斯基的声音：“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您总得去睡睡呀。”
她转过身，用恳求的口吻说：“我马上就回去，让我稍微透口气吧。”
她往医疗排所驻扎的屋子走去，在前室里已经听得见呻吟声和轻轻的说话声，值班的女护理员们都站起来，向塔尼亚报告伤员们的情况以及某人的病势恶化了。
塔尼亚慢慢地沿着病床走，一边倾听着伤员的谈话。
“德国人还在抵抗，”一个伤员说，用左手搓着烟卷儿。受伤的右手用绷带包扎着。这个士兵坐在床上，他的脸是安详的，他说的话也是安静的：“现在什么东西能够挡住我们呢？现在谁也抵挡不了我们了。”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逃跑。”另一个伤员说，“他们再往哪儿逃呀？逃到美国人那儿去吗？”
“哎呦！”第三个伤员呻吟起来了。这个人躺着，虽然如此，他也想要发表意见，他一边喘息，一边呻吟着说，“如果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法西斯分子跟他们的确相处的很好……他们是一丘之猡啊。”
“马车夫”躺在其中一张床上。他脸色苍白。他的名字叫做卡里斯特拉特·叶夫格拉夫维奇，他告诉塔尼亚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气派的长名字和他的年轻的脸庞很有些不相称。
“您不认识我吗？”她问。
原来他还在早上就已经认出她了。可是，显然他觉得不便对她说明这一点。
“那时候我们想不到会这样的见面。”他低声说，停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探问：“我的手怎样了？战时我是工兵，可是我的本行是木匠，没有手可不行啊……”
“会好的，”她说，避免了正面的回答。
虽然伤员们象往常一样呻吟着，可是塔尼亚在这些伤员身上，几乎在全体伤员身上，察觉出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特点。他们并不因为没有给打死而很幸运地只受了伤而感到满足，现在他们只是由于不能继续作战而苦恼着。柏林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们多么难为情呀。
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伤员们静静地听着这些炮声，颇有与世隔绝之感，有如老年人倾听着关于苦难的可是青年的黄金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