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富盖家族是沃斯堡的银行家，从前是德皇查理五世（1500—1558）的债权人。罗特希尔德兄弟，犹太银行家，于一八一二年在法国定居，在七月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中极有权势。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单枪匹马征服整个社会并强加于社会的本领，当今的贵族应当集所有这一切之大成，努力攫为己有，正如往昔贵族阶级垄断了物质力量一样。为了保持一国之首的地位，难道不需要一贯称职地领导国家，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精神，才能使国家听从指挥么？没有发号施令的本领，怎么能牵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备手执权杖的军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帅的权杖又有什么用呢？圣日耳曼区曾经玩弄权杖，以为那就是全部权势。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词序。它本来应该将刺激平民的贵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权势，结果却让资产阶级抓住了权势，自己死死抓住贵族家徽不放，而且总是将自身居于数量劣势而不得不服从的必然规律忘在脑后。人数勉强占社会千分之一的贵族阶级，当今也好，往昔也好，都应该大量增加其行动手段，以便在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以同等的力量与民众相抗衡。在当代，行动手段应该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回忆。不幸的是，法国的贵族依然沉醉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往日权势之中，死死抱住那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其实用这种态度它很难自卫。也许这是整个民族的缺陷。法国人从不向下看，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进：他自己不断上升，却难得可怜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〇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都高人一等。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