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是明天天气好，我们一定去，”拉姆齐夫人说，“不过你可得起大早才行。”她补充道。
她的话带给了儿子极大的快乐，好像一旦决定了，这次远游就一定会实现。在一个晚上的黑暗和一个白天的航行以后，他盼望了仿佛多少年的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詹姆斯·拉姆齐还只有六岁，但他属于那个不会区分不同感觉、必须使未来的期望随同其欢乐和悲伤影响现实的伟大一族，对于这种人，即使在幼小的童年时代，感觉之轮的每一转动都具有把忧郁或欣喜的一刻结晶、固定的力量。这时他坐在地上，正在剪陆海军商店商品目录册上的图片，妈妈的话使他在剪一张冰箱的图片时感到心花怒放。四周充斥着快乐。小手推车、割草机、沙沙作响的白杨树、雨前泛出白色的树叶、呱呱嘈叫的白嘴鸦、摇摆的金雀花、窸窸窣窣的衣裙——一切在他心中是这样生动清晰，他已经有了只属于他自己的代码，他的秘密语言。从外表上看他十足一副坚定严肃的神态，高高的前额，犀利的蓝眼睛带着无瑕的纯洁坦诚，看到人类的弱点就微微皱起眉头。母亲看着他用剪刀整齐地沿着冰箱的边缘移动，想像他穿着饰有貂皮的红袍坐在法官席上，或在公众事务出现某种危机时指挥一项严峻而重大的事业。
“可是，”他的父亲在客厅窗前停下说，“明天天气不会好的。”
要是手边有斧头、拨火棍、或者无论什么能在他父亲胸口捅个窟窿把他当场杀死的武器，詹姆斯都会把它抓起来的。拉姆齐先生只要在场，就会在他子女的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感情。现在他站在那里，瘦得像把刀，窄得像条刀刃，满脸嘲笑的神气，不仅因使儿子失望和使在各方面都比他好一万倍（詹姆斯这样认为）的妻子显得可笑而高兴，而且还因自己判断的准确性而得意，他说的是实话；永远是实话。他从来不会不说实话，从不篡改事实，从不为使任何人高兴或方便而改掉一个不愉快的词，对自己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应该从小就意识到人生是艰难的；事实是毫不留情的；要抵达我们最光明的希望被熄灭、我们脆弱的小舟在黑暗中沉没的那个传说中的世界（说到此处，拉姆齐先生就会挺直腰板，眯起小小的蓝眼睛遥望地平线），一个人最最需要的就是勇气、真理和毅力。
“但是明天天气可能会好——我想会好的。”拉姆齐夫人说着，不耐烦地轻轻扭了一下正织着的一只红棕色的袜子。如果她今晚能够织完，如果他们明天真能到灯塔去，就要把袜子带去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得了髋骨结核。还要带上一大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其实，只要她能找得到的、四处乱放着没什么用处只会使屋子凌乱的东西，她都要拿去给那些可怜的人，使他们有点消遣的东西：他们整天坐在那儿，除了擦灯、修剪灯芯、在他们一丁点儿大的园子里耙耙弄弄之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一定烦闷得要命。她常常会问，要是你被禁闭在一块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呆就是一个月，遇上暴风雨天气可能时间还要长，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信件或报纸；看不到任何人；你要是结了婚，见不到妻子，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样——是不是生病了，有没有摔断胳膊腿；一周又一周地看着单调沉闷的波涛撞碎成飞溅的浪花，然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临，于是窗上布满飞沫、鸟儿撞上灯塔、整个地方都在震撼、连把头探出门外都不敢，生怕被卷人大海。要是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怎样？她常常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女儿们提。她用很不一样的口气接下去说，因此，应该尽可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安慰。
“风向正西。”无神论者坦斯利说，一面张开骨瘦如柴的手指好让风从指间穿过，他正和拉姆齐先生一起，在平台上来来回回地进行傍晚时的散步。也就是说，风来自最不利于在灯塔着陆的方向。是的，他确实爱说讨人嫌的活，拉姆齐夫人想，现在又故意重复这让人不爱听的话，使詹姆斯更加失望，实在可恶；但同时她又不允许孩子们嘲笑他。他们称他为“无神论者”，“那个小个子无神论者”。萝丝嘲弄他；普鲁嘲弄他；安德鲁、贾斯珀、罗杰嘲弄他；就连一颗牙也没有了的名狗巴杰都咬过他。原因是（按南希的说法），他是第一百一十个追随他们一直到赫布里底群岛的年轻人，而他们觉得没有外人在一起要好得多。
“胡说！”拉姆齐夫人十分严厉地说。她能忍受他们从她那儿学来的夸张的习惯，以及暗示她请的留宿的客人太多（这是事实），以至于不得不把有些客人安顿到城里去住，但她不能容忍对客人无礼，特别是对青年男子，这些人穷得一文不名，她丈夫说他们都“极有才能”，是他的崇拜者，是来他们这里度假的。确实，她把所有的男性都放在她的保护之下；其原因她无法解释。因为他们的骑士风度和英勇气概；因为他们所做的议定条约、统治印度、管理金融的事；最后还因为他们对她的态度，有种稚气的信赖和崇敬，没有哪个女人会觉察不到或不会因此而感到愉快。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可以接受青年男子的这种信赖和崇敬而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但若是一个不能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其价值和全部意义的年轻姑娘接受了这种信赖和崇敬，那就会是一场灾难——祈求上帝可千万别是她的女儿们。
她严厉地转问南希。他并没有追随他们，她说，他是应邀而来的。
他们必须找到个办法来解决这一切。可能会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不那么费劲的办法。她叹了一口气。当她向镜子里看去，看见自己的头发白了，面颊凹陷；五十岁了，她思忖着，也许她本来有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她的丈夫、钱财、他的书籍。但是就她个人来说，她对自己的决定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后悔，永远不会回避困难或敷衍塞责。现在她看起来令人生畏，只是在她就查尔斯·坦斯利说了这番严厉的话后，她的女儿们——普鲁、南希、萝丝——才从餐盘上抬起眼睛，默默地琢磨她们在和母亲不同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离经叛道的思想；也许是巴黎的生活；更为无拘无束的生活；不用总是照顾某个男人；因为在她们心里对于尊重女性和骑士风度、对于英格兰银行和印度帝国、对于戴戒指的手指和带花边的华丽服饰，都抱着无声的怀疑。尽管对她们来说这一切中包含着本质的美，呼唤出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概，使她们在母亲的目光下坐在餐桌旁时，对她奇怪的严厉、对她像女王把乞丐的一只脏脚从泥浆里拿出来洗净那样的极度谦恭有礼产生了崇敬之情；母亲因为她们谈到那个一直追随她们到——或更确切地说，被邀请到——斯凯岛来的讨厌的无神论者而这样极其严厉地告诫她们，也使她们产生了崇敬之情。
“明天不可能在灯塔靠岸。”查尔斯·坦斯利双手啪的一声拍拢说道。他正和她丈夫一起站在窗口。真的，他该说够了吧。她真希望他们俩个离开，别再打搅她和詹姆斯，他们自己继续去聊。她看着他。他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孩子们说，满脸疙疙瘩瘩。不会打板球；他只会乱捅；他只会瞎搅。他是个爱挖苦人的可恶东西，安德鲁说。他们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没完没了地和拉姆齐先生来来回回地散步，说说谁赢得了这，谁赢得那，谁在拉丁文诗歌上是“一流人物”，谁“才华横溢，但我认为在基本论述方面不扎实”，谁毫无疑问是“巴利奥尔最有才干的人”，谁现在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暂时不露峥嵘，但等到他给数学或哲学的某一分支学科所写的导论发表之时。就肯定会声名大震，如果拉姆齐先生想看的话，坦斯利先生这里有这篇文章头几页的校样。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东西。
她自己有时候也忍不住笑出来。有一天她说了句关于“浪如山高”之类的话。不错，查尔斯·坦斯利说，是有点风浪。“难道你浑身没有湿透吗？”她问道。“湿了，但没透。”坦斯利先生拧拧袖子、摸摸袜子，说道。
不过孩子们说他们讨厌的不是这，不是他的长相，不是他的举止。是他这个人——是他的观点。他们对查尔斯·坦斯利的抱怨是，当他们谈论些有趣的话题：人物、音乐、历史、任何东西，甚至只是说一句今天傍晚天气多好，干吗不在外面坐一会儿什么的，坦斯利要是不把谈话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表现自己、贬低他们，以他特有的尖刻把一切剥得赤裸裸的搞得他们心烦意乱就决不满足。有人说，他会在美术馆里问人家喜不喜欢他的领带。萝丝说，上帝知道，谁会喜欢呀。
一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般悄无声息地从饭桌旁溜走，躲进自己的卧室。在这所房子里，只有卧室才是属于他们的不受干扰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就任何事进行争论：坦斯利的领带，一八三二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通过，海鸟和蝴蝶，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谈论之时，阳光泻进阁楼上的这些小屋，由于小屋之间只有一板相隔，所以每一个脚步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那瑞士姑娘为在格里松斯的山谷中因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的低泣声。阳光照亮了球拍、法兰绒内衣、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虫、小型鸟类的头骨，并且晒得钉在墙上的一条条长长的、四边卷皱的海藻散发出水草的盐腥气味，海水浴时用过的粘着沙粒的浴巾上也有这股气味。
冲突、分裂、意见不一、偏见交织进了人的存在的本身；啊，他们竟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这一切，拉姆齐夫人叹息道。他们大挑剔了，她的孩子们。他们净说些废话。她拉着詹姆斯的手走出餐厅，因为他不愿意跟别的孩子们去。她觉得都是胡闹——天知道，没有他们去制造分歧人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旁心里在想，已经够多的了，真是够多的了。那时她心中想到的是，贫富贵贱之别；她对出身高贵的人既怀着几分敬意，也半带怨恨，因为她自己的血管中不就流着那个具有些许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名门贵族家庭的血液吗？这个家族的闺秀们在十九世纪中分散到了英国的客厅里，她们谈吐娇媚可人，感情强烈奔放：她本人的一切机智风度和脾性都是来自她们，而不是来自懒散的英国人，或冷漠的苏格兰人。但是使她更为深思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即贫富的问题。她想到在这儿或伦敦，她每天、每星期亲眼目睹的一切。当她挎着提包，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去亲身访问这个寡妇或那个为生活挣扎的妻子时，她在仔细画好竖格的本子上一项项记下工资和支出、就业或失业，希望这样她就不再是一个半为了缓和自己的义愤、半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行善的个人，而成为一个她毫无经验的心目中极其钦佩的阐释社会问题的调查员。
她拉着詹姆斯的手，站在那里，觉得这似乎都是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跟着她来到了客厅里，他们嘲笑的那个年轻人，正站在桌子旁，笨拙地心神不定地玩弄着什么东西，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他因感到格格不入而闷闷不乐。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明塔·多伊尔和保罗·雷勒、奥古斯塔斯·卡迈克尔、她的丈夫——他们都走了。于是她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说，“坦斯利先生，和我一起出去你会不会觉得没意思呀？”
她要到城里去办点琐碎的事情；她先有一两封信要写；也许需要十分钟；她还得戴上帽子。十分钟以后，她手里拿着篮子和遮阳伞又出现了，一副一切就绪、做好了临时出门所需之准备的样子，不过在经过草地网球场时她还得停一下，问一问卡迈克尔先生需不需要捎什么东西。这位先生正在半睁着他那双黄色的猫眼舒服地晒太阳，也真和猫的眼睛一样，他的眼睛似乎映出了摇曳的树枝和飘过的浮云，但却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思想或感情，如果他在想什么的话。
他们正要进行一次远征呢，她说着笑了起来。他们要进城去。“邮票、信纸、烟草？”她在他身旁停下，提示道。可是不，他什么也不需要。他的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肥大的肚子上，眨着服睛，好像他很想和善地回答她的这一番好意（她颇具魅力但有点神经质）。可是又做不到。因为他沉湎在包围着他们所有人的一片令人倦怠的灰绿之中，不需要语言，沉湎在巨大而仁慈的充满善意的懒散之中看着一切：整所房子；整个世界；一切的人；因为在午餐时他偷偷往自己的杯子里放了几滴东西，孩子们认为，所以他原来奶白色的胡须和小胡子上才会夹有鲜黄的道道。他什么也不需要，他喃喃说道。
他们走在通向渔村的路上时，拉姆齐夫人说，他本来会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要不是他那桩不幸的婚姻的话。她讲述卡迈克尔的情况的时候把黑阳伞撑得笔直，走动时带着一种难以描绘的期待的神情，好像一拐弯就会遇到什么人似的。她讲了他在牛津大学和一个姑娘的恋情；早早地结了婚；贫困；去到印度；翻译一点诗，“我相信，翻得很美”，很愿意教教男孩子们波斯文或印度斯坦文，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于是现在就像他们看见的那样，在草坪上躺着。
查尔斯·坦斯利觉得荣幸之至，他备受冷落，拉姆齐夫人居然告诉他这些事，使他极感宽慰。他又振奋了起来。她还暗示，即使在衰退之小，男人的才智也是巨大的，所有的妻子——她并不是责怪那个姑娘，而且她相信他们的婚姻还曾经蛮幸福的——都要服从于丈夫的事业，这些话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扬扬自得之感，他想假如他们坐了出租马车，比方说，他愿意付车费。至于她那个小提包，他可以替她拿着吗？不用，不用，她说，这个包她总是自己拿的。确实是这样。是的，他感觉到她身上的这一点。他感觉到很多东西，特别有某种使他兴奋而又不安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他很希望她能看到自己身穿博土袍、头戴博土帽走在行列之中。做个研究员，教授——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看到自己——可是她在看什么呢？看一个男人在张贴广告。那张扇动着的大广告画渐渐展平开来，刷子每刷一下就露出新的大腿、大铁圈、马匹、耀眼的红红蓝蓝的色彩，平整漂亮，直到那张马戏团广告盖住了半面墙；一百个骑手、二十头会表演的海豹、狮子、老虎……她眼睛近视，便往前伸长悖子，念出声来，马戏团……“即将访问本市。”她惊声说，这样的活让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人站在像这样的梯子顶上干可是太危险了——两午前他的左臂被收割机轧掉了。
“咱们都去看！”她大声说着继续往前走去，仿佛所有的那些骑手和马匹使她充满了孩童般的狂喜，忘记了她刚才感到的怜悯。
“咱们都去。”他重复她的话说，然而他说时一字一蹦很不自然，使她感到惊异。“咱们去看马戏吧。”不，他没法把话说对劲。他的感觉也不对劲。可这是为什么呢？她很奇怪，他这是怎么啦？在那一刻她热情地喜欢他。她问他，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人带他们去看过马戏吗？从来没有，他答道，好像他正希望她这么问，他的回答正是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盼着想说的话：他们为什么没有看过马戏。他们家人多，有九个兄弟姐妹，他父亲得干活养家。“我父亲是个药剂师，拉姆齐夫人，他开了个药铺。”他自己从十三岁起就独立谋生了，冬天常常没有大衣穿，读大学时永远也无法对款待过他的人“加以回报”（这些是他干巴生硬的原话）。他不得不使自己的东西用的时间比别人的长一倍，抽最便宜的烟草，粗烟丝，码头上老头吸的那种。他非常勤奋——一天干七个小时；目前他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东西对什么人的影响——他们一直在边说边走，拉姆齐夫人没太听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断断续续地抓住了一些词……学位论文……研究员的地位……审稿人的位置……讲师的职务。她无法领会那随口滔滔而出的讨厌的学院行话，但是她对自己说，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说起看马戏他的得意劲儿就没有了，可怜的小伙子，还有为什么他马上就说出了关于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一切，她可得叫他们别再嘲笑他；她得把这事告诉普鲁。她猜想他所希望的是能对别人说他怎样和拉姆齐一家人去看易卜生的戏了。他真是个书呆子——是的，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乏味的家伙。而且，他们已经到了城里，来到了主街上，马车在圆石铺的路面上嘎嘎驶过，他却仍然不住嘴地说着，谈什么新居住区、教学、劳动者、帮助自己的阶级、讲座啦等等，直讲得她得出结论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回到了马戏团事件前的状态，并且就要告诉她（她现在又热情地喜欢他了）——但这时两边的房屋已被他们抛在了身后，他们来到了码头上，整个海湾展现在了面前。拉姆齐夫人禁不住惊呼道，“啊，多美呀！”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碧蓝的海水，古老的灰白色的灯塔庄重地耸立在远处海中；右边，长满飘拂的野草的绿色沙丘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低低地此起彼伏，逐渐模糊消失，似乎在不停地逃往某个人迹末至的仙乡。
这个景色，她停住脚步说道，灰色的眼睛颜色更深了，正是她丈夫十分喜爱的。
她沉默了片刻。但是现在，她说，画家也到这儿来了。果真如此，仅仅几步以外就站着一个，戴顶巴拿马式草帽，穿双黄靴子，严肃、温和、专注，虽然有十个小男孩在看着他，他红润的圆脸上仍是一副深深的满足的神情。他端详片刻，然后蘸颜料，把画笔尖蘸进一堆堆柔软的绿色或粉红色的颜料中。自从三年前庞斯富特先生到那里之后，她说，所有的画都成了这个样子，绿色和灰色的水面，柠檬色的帆船，以及海滩上穿着粉红衣服的女人。
但是她祖母的朋友，她说，在走过那幅画时小心谨慎地看了一眼，画起画来可是全力以赴，首先他们自己把颜料混合起来，然后磨细，然后蒙上湿布保持颜料的湿润。
由此坦斯利先生认为她是有意要让他明白那个人的画画得很草率。是这么说的吧？颜色不够浓？是这么说的吧？他有种非常奇特的感情，这感情是在花园中他要替她拿提包时开始萌生的、在城里他渴望向她倾诉自己的一切时不断增强的、一路行走时越来越发展起来的。在它的影响下他开始看到他自己和他一向了解的一切都有点扭曲变形了。这真是太怪了。
他站在她带他去的那所简陋的小房子的客厅里等着她，她要到楼上去一会儿，看一个女人。他听见楼上她轻快的脚步声，听见她快活的、然后低下去了的声音；他看看杯垫、茶叶罐、玻璃灯罩；他很不耐烦地等着；急切地盼望着一起走回家去，他决心要给她拿提包；然后听见她走出来；关上了一扇门；说他们一定要开着窗、关上门，要是需要什么东西就上她家去要（她想必是在和一个小孩说话）。这时她突然走了进来，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好像刚才她在楼上是在表演，现在让自己随意一会儿），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身后是佩带着嘉德勋章蓝绥带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突然间他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她是他见到过的最美丽的人。
她眼中星光闪烁、头上披着婚纱、还有仙客来和野紫罗兰花——他在胡想些什么呀？她至少有五十岁了；有八个孩子。她走过开满鲜花的原野，抱起折断了的花苞和跌倒的羔羊；眼中星光闪烁，微风吹动头发——他拿过她的提包。
“再见，艾尔西。”她说，他们沿街走去，她笔直地撑着遮阳伞走着，好像期待着一拐弯就会遇到什么人，而查尔斯·坦斯利这时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种极度的自豪；一个挖排水沟的男人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她；垂下了胳膊看着她：查尔斯·坦斯利感到极度的自豪；他感到了那微风和仙客来和紫罗兰，因为他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同行。他拿着她的提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