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长庆中〉”
右《岳麓寺诗》，沈传师撰并书。题云《酬唐侍御、姚员外》，而二人之诗不见，不知为何人也？独此诗以字画传于世，而诗亦自佳。传师书非一体，此尤放逸可爱也。
“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长庆三年〉”
右《绛守居园池记》，唐樊宗师撰，或云此石宗师自书。呜呼！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
“唐张九龄碑〈长庆三年〉”
右《张九龄碑》。按《唐书》列传所载，大节多同，而时时小异。传云“寿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传“自左补阙改司勋员外郎”，而碑云“迁礼部”。传言“张说卒，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后作相迁中书令，始云“知院事”。其载张守珪请诛安禄山事，传云“九龄判守珪状”，碑云“守珪所请留中不行，而公以状谏”，然其为语则略同。碑长庆中立，而公薨在开元二十八年，至长庆三年实八十四年。所传或有同异，而至于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书。
“唐崔能神道碑〈长庆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闵撰，能弟从书。碑云“拜御史中丞，持节观察黔中，仍赐紫衣金印”。按唐世无赐金印者。官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号尚或相袭。自汉以来，有银青、金紫之号。当时所谓青紫者，绶也，金银者，乃其所佩印章尔，绶所以系印者也。后世官不佩印，此名虚设矣。隋、唐以来，有随身鱼，而青紫为服色，所谓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鱼尔。宗闵谓赐金印者，缪也。今世自以赐绯银鱼袋、赐紫金鱼袋结入官衔，而阶至金紫光禄大夫者，遂于结衔去赐紫金鱼袋，皆流俗相承，不复讨正久矣。故因宗闵之失并记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田布碑〈长庆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壮矣，承宣不能发于文也，盖其力不足尔。布之风烈，非得左丘明、司马迁笔不能书也。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书。
“唐郑权碑〈宝历二年〉”
右姚向书，笔力精劲，虽唐人工于书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传于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录》之博，得此而已。熙宁辛亥孟夏清心堂书。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记〈宝历二年〉”
右《茅山三像记》，李德裕撰。德裕自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含识，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躯。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为，德裕为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与老君为伍，而又居其下，此岂止德裕之独可罪邪？今《史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聃戒孔子去其骄气多欲，而孔子叹其道犹龙之语，著于耳目。自汉以来学者未有以为非者，岂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开成五年〉”
右《平泉草木记》，李德裕撰。余尝读鬼谷子书，见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惟不见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说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或至疲敝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败也。其遗戒有云“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此又近乎愚矣。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东厅后阁书。
“唐李文饶平泉山居诗〈开成五年〉”
读《山居诗》，见文饶梦寐不忘于平泉，而终不得少偿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闻释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盖勇决者人之所难也。而文饶诗亦云“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者，诚哉是言也。熙宁壬子正月二十九日书。
“唐李德裕大孤山赋〈会昌五年〉”
赞皇文辞甚可爱也。其所及祸，或责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聪明贤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岂独斯人也欤！
“唐大孤山赋”
右字画颇佳，而伤于柔媚。世传墀工小篆，此岂其笔邪？
“唐辨石钟山记〈太和元年〉”
右《辨石钟山记》，并《善权寺诗》、《游灵岩记》附。览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迹其风尚，想见其人。至于书画，亦皆可喜。盖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其残篇断稿为世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彼其事业，超然高爽，不当留精于此小艺。岂其习俗承流，家为常事，抑学者犹有师法，而后世偷薄，渐趣苟简，久而遂至于废绝欤？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至于荒林败冢，时得埋没之余，皆前世碌碌无名子，然其笔画有法，往往今人不及，兹甚可叹也。《石钟山记》字画在二者间颇为劣，而亦不为俗态，皆忘忧之佳玩也。
“唐元稹修桐柏宫碑〈太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书。其题云《修桐柏宫碑》，又其文以四言为韵语，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自为注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谓之碑铭、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谓之碑文，然习俗相传，理犹可考，今特题云《修桐柏宫碑》者，甚无谓也。此在文章，诚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多题云某人之碑者，此乃无害，盖目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宫碑》，则于理何稽也？
“唐李藏用碑〈太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书。玄度以书自名于一时，其笔注柔弱，非复前人之体，而流俗妄称借之尔。故存之以俟识者。
“唐薛苹唱和诗〈太和中〉”
右薛苹《唱和诗》，其间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后世，皆人所想见者。然诗皆不及苹，岂唱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邪？
“唐法华寺诗〈太和八年〉”
右《法华寺诗》，唐越州刺史李绅撰。其后自序题云“太和甲寅岁游寺，刻诗于壁”，详自序所言，似绅自书。然以《端州题名》较之，字体殊不类。甲寅，太和八年也。
“赛阳山文〈太和九年〉”
翰林学士吴奎，知制诰刘敞，祠部郎中、集贤校理江休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祖无择，屯田员外郎、编修《唐书》梅尧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于编修院同观。范镇景仁后至。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时余在翰林，以孟飨致斋《唐书》局中，六人者相与饮奕欢然，终日而去。盖一时之盛集也。明年夏，邻几、圣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长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宁辛亥，一纪之间，亡者四，存者三，而择之遭酷吏以罪废，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独余顽然蒙上保全，贪冒宠荣，不知休止。然筋骸惫矣，尚此勉强，而交游零落，无复情悰。其盛衰之际，可以悲夫！是时同修书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吕缙叔、刘仲更与圣俞也；存者二，余与次道尔。次道去年为知制诰，亦以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叹者，遂并书之。熙宁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书。
“唐武侯碑阴记〈开成二年〉”
右《武侯碑阴记》，崔备撰。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及其将佐题名者二十九人，杨嗣复再题，及其僚属又六人并嗣复、汝士诗两首，合为一卷。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如元衡所记，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皆相继去为本朝名将相，亦可谓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书。
“唐王质神道碑〈开成四年〉”
右《王质神道碑》，唐太子宾客刘禹锡撰并书。质字华卿，王通之后也，开成中为宣、歙、池等州观察使。
“唐玄度十体书”
右唐玄度十体书，前本得于苏氏，后本得于李丕绪少卿。丕绪长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体则同，而文有得失，故并存之，览者得以自择焉。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日书。
“唐郑浣阴符经序一〈开成二年〉”
右《阴符经序》，郑浣撰，柳公权书。唐世碑碣，颜、柳二家书最多，而笔法往往不同。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模勒镌刻亦有工拙。公权书《高重碑》，余特爱模者不失其真，而锋芒皆在。至《阴符经序》，则蔡君谟以为柳书之最精者，云“善藏笔锋”，与余之说正相反。然君谟书擅当世，其论必精，故为志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书。
“唐郑浣阴符经序二”
余自皇祐中得公权所书《阴符经序》，遂求其经，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间者，求之十余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镌工张景儒忽以此遗余家小吏，遽录之。信乎，余所谓物常聚于所好也。
“唐山南西道驿路记〈开成四年〉”
公权书往往以模刻失其真，虽然，其体骨终在也。
“唐何进滔德政碑〈开成五年〉”
右《何进滔德政碑》，唐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柳公权撰并书。进滔，《唐书》有传。开成五年立，其高数丈，制度甚闳伟，在今河北都转运使公廨园中。
“唐李听神道碑〈开成五年〉”
右《李听神道碑》，李石撰。听父子为唐名将，其勋业昭彰，故以碑考传，少所差异。而史家当著其大节，其微时所历官多不书，于体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迁神武将军，史不宜略而不书者，盖阙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书。
“唐李石神道碑〈会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权书。余家集录颜、柳书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则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没于泥滓，时时发见其一二，则粲然在目，特为可喜尔。熙宁三年季夏既望书。
“唐高重碑〈会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权书。唐世碑刻，颜、柳二公书尤多，而字体笔画往往不同。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亦系于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则常在也。此碑字画锋力俱完，故特为佳，矧其墨迹，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书。
“唐会昌投龙文〈会昌五年〉”
右《会昌投龙文》。余修唐《本纪》至武宗，以谓奋然除去浮图锐矣，而躬受道家之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恶有所不同尔。及得《会昌投龙文》，见其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则又益以前言为不缪矣。盖其所自称号者，与夫所谓菩萨戒弟子者，亦何以异？余尝谓佛言无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于贪，信矣。会昌之政，临事明果，有足过人者，至其心有所贪，则其所为与庸夫何异？治平元年五月五日书。
“唐夔州都督府记〈会昌五年〉”
余尝谓唐世人人工书，故其名堙没者不可胜数，每与君谟叹息于斯也。如贝灵该、缪师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书乎！余以《集录》之博，仅各得其一尔。
“唐康约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约言碑》，柳公权撰并书。约言宦者，为河东监军。唐自开元以后，职官益滥，始有置使之名。历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废，世徒知今之使额非古官，袭唐旧号，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职。约言在太和、开成间，尝为鸿胪礼宾使，又为内外客省使。以此见今之使名，自枢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职也。又以见鸿胪卿寺，亦以宦者为使于其间。约言又为宣徽北院副使，又见当时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书。
“唐复东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观察使崔黯撰，柳公权书。东林寺，会昌中废之，大中初黯为江州刺史而复之。黯之文辞甚遒丽可爱，而世罕有之。唐俞珣书陈果仁告身并舍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陈果仁告身，并妻轸静缘舍宅造寺疏附。疏后题云“明政二年”。按《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十一年十月，东海贼帅李子通拥众渡淮，僣称楚王，建元明政。则明政二年，乃大业十二年也。《唐高祖实录》，武德二年四月，隋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降，即以棱为总管。九月，李子通败棱，陷江都，国号吴，建元明政。则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说不同如此。吕夏卿为余言，若以大业十二年为子通僣号之二年，则江都方乱，炀帝安得南幸？而《唐实录》陈陵事可据，则明政二年当为武德三年也，《隋书》缪矣。果仁终始事迹不显，略见于《隋书》，云“唐初为隋太仆丞元祐将。炀帝已遇弑，沈法兴、果仁共杀祐，起兵据江表。法兴自称总管、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为司徒”。其事止见此尔。开元中，僧德宣为果仁记舍宅造寺，载其世家颇详，而其功阀、官爵、岁月多缪。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见屠戮，当以《宅疏》为是。德宣文辞不足录，独采其世次事迹终始著之，俾览者核其真伪，而少益于广闻。《炀帝本纪》、《高祖实录》，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八月十一日书。
“唐圭峰禅师碑〈大中九年〉”
右《圭峰禅师碑》，唐相裴休撰并书。其文辞事迹无足采，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录之云。
“唐濠州劝民栽桑敕碑一〈大中十年〉”
余得刘莒《修兖州文宣王庙碑》，见大中时中书门下牒，又得此碑，见大中时敕，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今世止见中书门下牒，便呼为敕，惟告身之制仅存焉。
“唐濠州劝民栽桑敕碑二”
皇祐元年春，余自扬移颍，舟过濠梁，得此碑于今枢密使张公昪。唐之制敕之文，今不复见，盖官失其职久矣。此大中时敕也，尚可见其遗制焉。
“唐闽迁新社记一〈大中十年〉”
右《闽迁新社记》，唐濮阳宁撰。其辞云“大中十年夏六月，关西公命迁社于州坤，凡筑四坛：坛社、稷，其广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坛风师，广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坛雨师，广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爱。呜呼！唐之礼乐盛矣，其遗文有足采焉。州县社稷有主，见于此记，盖大中时其礼犹在也。按《唐书》，杨发自苏州刺史为福建观察使，至大中十二年迁岭南节度。以岁月推之，关西公者，杨发也。
“唐闽迁新社记二”
唐时州县社稷有主，独此碑见之。《开元定礼》至大中时犹仅存也，礼乐废坏久矣，故录此记以著之。
“唐令狐楚登白楼赋〈咸通二年〉”
右《登白楼赋》，令狐楚撰。白楼在河中，至楚子綯为河中节度使，乃刻于石。綯父子为唐显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见称。世传綯为文喜以语简为工，常饭僧，僧判斋，綯于佛前跪炉谛听，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设斋，佛知。”盖以此讥其好简。楚之此赋，文无他意，而至千有六百余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尧、朱之善恶异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归，遂书。
“唐磻溪庙记〈咸通二年〉”
右《磻溪庙记》，张翔撰，高骈书。骈为将，尝立战功，威惠著于蛮蜀，笔研固非其所事，然书虽非工，字亦不俗。盖其明爽豪隽，终异庸人。至于惑妖人吕用之、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长年，乃骑木鹤而习凌虚仙去之势，此至愚下品皆知为可笑，而骈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盖其贪心已动于内，故邪说可诱于外，内贪外诱，则亦何所不为哉？治平元年中秋日书。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毕诚撰。其事与《唐书》列传多同。而传载“敏中由李德裕荐进以获用，及德裕贬，抵之甚力”，以此为甚恶。而碑云“会昌中，德裕起刑狱，陷五宰相，窜之岭外，公承是之后一年，冤者皆复其位”，以此为能。其为毁誉难信盖如此，故余于碑志，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于僧翰尊胜经〈咸通五年〉”
右《尊胜经》，于僧翰书。僧翰笔画虽遒劲，然失分隶之法远矣。所以录者，亦自成一家，而为流俗所贵，故聊著之，庶知博采之不遗尔。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郑絪撰，柳知微书。其碑云“有子五人，载、戣、戡、戢、戵”。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戵之下又有威。表据孔氏谱，谱其家所藏。碑文郑絪撰，絪自言与孔氏有世旧，作碑文时戣等尚在。然则谱与碑文皆不应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录与史传不同者多，其功过难以碑碣为正者，铭志所称有褒有讳，疑其不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名字，无情增损，故每据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谱二者皆为可据，故并存之，以俟来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疏决系囚，退，遂家居谢客，因书。
“唐陆文学传〈咸通十五年〉”
右《陆文学传》，鸿渐自撰。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而后世言茶者必本陆鸿渐，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尝置一瓷偶人于灶侧，云此号陆鸿渐。鸿渐以茶自名于世久矣，考其传，著书颇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其多如此，岂止《茶经》而已哉！然其他书皆不传。
“唐百岩大师怀晖碑”
右《百岩大师怀晖碑》，权德舆撰文，郑余庆书，归登篆额。又有别碑，令狐楚撰文，郑絪书。怀晖者，吾不知为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为之传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无知，惟上所好恶是从，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学。楚之文曰“大师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摄大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语？宰相坐庙堂之上，而口为斯言。皋、夔、稷、契居尧舜之朝，其语言《尚书》载之矣，异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