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八都坛实录〈垂拱三年〉”
右《八都坛实录》，撰人名元质，不见其姓，又不著书人名氏。其字画亦可爱。碑首题云《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封龙山在今镇州，其余七山不见其名。又云“汉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唐魏载墓志铭〈垂拱三年〉”
右《魏载墓志铭》，其序云“祖征，谥曰文正。父叔玉，光禄卿。载以弘文生对策高甲，授太常寺奉礼郎，以疾谢职，寻调怀州司兵参军。属惟扬诡道，不戢斯焚，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终于岭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谓“惟扬诡道”者，乃徐敬业起兵于扬州，诛武后不克也。时敬业以前盩厔尉魏思温为军师。所谓“谴及宗姻”者，疑敬业败，载坐思温窜死岭南耳。今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公诸房都无思温及载，而叔玉但著一子膺，为秘书丞。岂载以官卑贬死无后，而殁不见邪？载死不幸，而家谱不录，史官不书，非事载斯志，而志录于余，其遂泯灭于无闻乎。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书。
“唐乙速孤神庆碑〈载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庆碑》弘文馆学士苗神客撰。神庆，唐初仕三卫，高宗时为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无显人，惟以其姓见于当时者，神庆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随魏南徙”而已，其叙神庆世次又多阙缪。而此碑所载颇详，云“其先王氏，太原人。五代祖显，为后魏骠骑大将军，赐姓乙速孤氏，遂为京兆醴泉人。曾祖贵，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骠骑将军”。乙速孤氏世无可称，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详。惟见于此碑者，可以补《姓纂》之略，以备考求，故特录之。治平甲辰社日书。
“唐尹氏阙文〈万岁通天二年〉”
右尹氏阙文，在襄州，题云“唐孝子尹仁恕阙，万岁通天二年旌表”。万岁通天，则天之年号也，可谓昏乱之世矣。然尹氏犹见旌表，孔子以谓忠信可行于蛮貊，信矣，孝悌见尊于昏乱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呜呼！不得而见矣，此碑尤可惜也。
“唐渭南令李君碑〈圣历元年〉”
右《鸿州渭南县令李君清德碑》，马吉甫撰。按《唐书》，则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庆山置鸿门县，遂以庆山、鸿门、渭南、高陵、栎阳置鸿州，大足二年废。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书。
“唐流杯亭侍宴诗〈久视元年〉”
右《流杯亭侍宴诗》者，唐武后久视元年幸临汝温汤，留宴群臣应制诗也。李峤序，殷仲容书。开元十年汝水坏亭，碑遂沉废。至正元中，刺史陆长源以为峤之文、仲容之书，绝代之宝也，乃复立碑造亭，又自为记，刻其碑阴。武氏乱唐，毒流天下，其遗迹宜为唐人所弃。而长源，当时号称贤者，乃独区区于此，何哉？然余今又录之，盖亦以仲容之书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爱。
“唐司刑寺大脚迹敕〈长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阎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阳后一日书。
“唐韩覃幽林思〈武后时〉”
右《幽林思》，庐山林薮人韩覃撰。余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余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得之，不胜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六月旬休日书。
“唐崔敬嗣碑〈景龙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谦光书。崔氏为唐名族，而敬嗣不显，皓为昭文馆学士，然亦无闻。其事实文辞，皆不足多采，而余录之者，以谦光书也。其字画笔法不减韩、蔡、李、史四家，而名独不著，此余屡以为叹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唐武尽礼宁照寺钟铭〈景龙三年〉”
右武尽礼笔法精劲，当时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称之见于文字者。岂其工书如尽礼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
“唐韦维善政论〈先天元年〉”
右《韦维善政论》，著作郎杨齐哲撰。维，先天中为坊州刺史，齐哲所撰，其实德政碑也，特异其名尔。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如齐哲之文，初无高致，第易碑铭为论赞尔。
“唐有道先生叶公碑〈开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叶公碑》，李邕撰并书。余《集古》所录李邕书颇多，最后得此碑于蔡君谟。君谟善论书，为余言邕之所书，此为最佳也。
“唐郭知运碑铭〈开元十年〉”
右《郭知运碑铭》苏颋撰。其书知运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杰、英奇、英协、英彦。而张说亦为知运撰碑，其书知运子与颋正同。《唐书·知运传》书其子二人，而无英奇、英协、英彦，但云二子英杰、英乂而已。英奇等三子在唐不显，史家阙略，尚或有之。英乂尝为西川节度，其事甚著，史官不应失其世家。而二公作铭，在郭知运卒后不远，亦不应阙其子孙。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
“唐御史台精舍记〈开元十一年〉”
右《御史台精舍记》，崔湜撰，梁升卿书。读其文，则湜于佛可谓笃信者矣。《唐书》列传云“桓彦范等当国，畏武三思，使湜阴伺其奸。而三思恩宠日盛，湜反以彦范等计告之，遂劝三思速杀彦范等，以绝人望，因荐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彦范”等。又云“湜贬襄州刺史，以谯王事当死，赖刘幽求、张说救护得免。后为宰相，陷幽求岭表，讽周利正杀之不果，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其余倾邪险恶，不可胜纪。世言佛之徒能以祸福怖小人，使不为恶，又为虚语矣。以斯记之言，验湜所为可知也，故录之于此。其碑首题名，多知名士，小字颇佳，可爱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书。
“唐西岳大洞张尊师碑〈开元十四年〉”
右《西岳大洞张尊师碑》，王延龄撰，李慈书。尊师名敬忠，其事迹余无所取，所录者以慈书尔。慈之书体兼虞、褚，而遒丽可喜，然不知为何人。以其书当时未必不见称于世，盖唐人善书者多，遂不得独擅，既又无他可称，遂至泯然于后世。以余集录之博，慈所书碑只得此尔，尤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令长新戒〈开元中〉”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为政知本末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阳。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唐兴唐寺石经藏赞〈开元中〉”
右《兴唐寺石经藏赞》，皆其作者自书，而八分者数家，惟蔡有邻著其姓氏。有邻名重当时，杜甫尝称之于诗。其为苑咸所书小字，与三代器铭何异，可谓名实相称也。余家《集录》有邻书颇多，皆不若此赞，故尤宝之。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然则人其可不勉强于学也！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书。
“唐李邕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记》，唐李邕撰，不著书人名氏。考其笔迹，似张庭珪书，疑庭珪所书也。
“唐独孤府君碑”
右《独孤府君碑》，李邕撰，萧诚书。诚书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岘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尝登岘山，读此碑。碑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传只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颇有讹缺也。府君讳册，字伯谋，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见其终始。
“唐蔡有邻卢舍那珉像碑〈开元十六年〉”
右《卢舍那珉像碑》，蔡有邻书，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韩择木、史惟则世传颇多，而李潮及有邻特为难得。庆历中，今昭文韩公在定州为余得此本。余所集录自非众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唐景阳井铭〈开元二十一年〉”
右景阳楼下《井铭》，不著撰人名氏，述隋灭陈，叔宝与张丽华等投井事，其后有铭以为戒。又有唐江宁县丞王震《井记》，云井在兴严寺。其《石槛铭》有序称“余”者，晋王广也。其文字皆摩灭，仅可识者其十一二。叔宝事，前史书之甚详，不必见于此。然录之以见炀帝躬自灭陈，目见叔宝事，又尝自铭以为戒如此，及身为淫乱，则又过之，岂所谓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铭文隐隐尚可读处，有云“前车已倾，负乘将没”者，又可叹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唐华岳题名〈开元二十三年〉”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寮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丙午，是岁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立，盖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五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保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
“唐石台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
右老子《道德经》，唐玄宗注。开元二十三年，道门威仪司马秀等请于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立石台刊勒。其经文御书，其注皆诸王所书。此本在怀州。
“唐陕州卢奂厅事赞〈开元二十四年〉”
右《卢奂厅事赞》，唐玄宗撰并书。奂为陕州刺史，玄宗行幸过陕州，书其厅壁而刻之。
“唐鹡鸰颂”
当皇祐、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敕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唐玄宗谒玄元庙诗”
右《谒玄元庙诗》，唐玄宗撰并书。余尝见世有玄宗所书《鹡鸰颂》，与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阳人谓之老君庙也。
“唐裴光庭碑〈开元二十四年〉”
右《裴光庭碑》，张九龄撰，玄宗御书。按《唐书》列传云“光庭素与萧嵩不平，及卒，博士孙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谊。谥曰克平。帝闻，特赐谥忠宪”。今碑及题额皆为忠献。传云撰《摇山往则》，而碑云“往记”。光庭以开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书，不应误，皆当以碑为是。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书。
“唐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开元二十五年〉”
右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并书注，诸王列名附。
唐玄宗诸子三十人，其一是为肃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书》列传所载二十二人，以注经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明皇既书《道德经》，道士尹愔奏请怀州依京样摹勒石台，乃开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废，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玙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绍，则当书注时不得有皇太子绍也。信王珵、义王玼、丰王珙、陈王珪、凉王璿、汴王璥，皆以二十一年封，当书注时皆年尚幼，未能书。而今经、注，字皆一体，疑非诸王所书，而后人追寓其名尔。《旧唐书》以信王珵为湟，济王环为瑰，寿王琩为瑁。瑁名见于《武惠妃碑》为瑁，与此同，当为瑁也。此碑列名既可疑，则环、瑝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书。
“唐万回神迹记碑〈开元二十五年〉”
右《万回神迹记碑》，徐彦伯撰。其事固已怪矣。玄宗英伟之主，彦伯当时名臣也，而君臣相与尊宠称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传道士骂老子云：“佛以神怪祸福恐动世人，俾皆信向。而尔徒高谈清净，遂使我曹寂寞。”此虽鄙语，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
“唐张嘉正碑〈开元二十六年〉”
右《张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邻立书。李绛《论事集》言，吐突承璀欲于安国寺为宪宗立纪圣德碑，乃先立碑建楼，请学士撰文，绛疏论以为不可。宪宗遽命以牛百头拽碑倒，盖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楼。此碑有邻又云“立书”，亦应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须镌刻成文，然后建立。盖今昔所为不同，各从其便尔。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李邕嵩岳寺碑〈开元二十七年〉”
右《嵩岳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书。英之书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后魏孝明帝之离宫，初名闲居寺，仁寿二年改为嵩岳寺也”。
“唐裴大智碑〈开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萧诚书。诚以书知名当时，今碑刻传于世者颇少，余《集录》所得才数本尔。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画笔法多不同，疑摹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独孤册碑》字体同而最佳，册碑在襄阳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诚书。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
“唐安公美政颂〈开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颂》，房璘妻高氏书。安公者名庭坚，其事迹非奇，而文辞亦匪佳作，惟其笔画遒丽，不类妇人所书。余所集录亦已博矣，而妇人之笔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陈游瑰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唐人书见于今而名不知于当时者，如张师丘、缪师愈之类，盖不可胜数也。非余录之，则将遂泯然于后世矣。余于《集古》不为无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书。
“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开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者，林谔撰，参军房璘妻高氏书。余所集录古文，自周、秦以下讫于显德，凡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显达下至山林幽隐之士所书，莫不皆有，而妇人之书，惟此高氏一人尔。然其所书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颂与《安公美政颂》尔。二碑笔画字体，远不相类，殆非一人之书。疑摹刻不同，亦不应相远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为奇也，识者当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唐郎官石记”
右唐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张旭书。旭以草书知名，此字真楷，可爱。记云“自开元二十九年已后，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尔。
“唐开元圣像碑〈天宝元年〉”
右《开元圣像碑》，陈知温书。唐开元之治盛矣，至于天宝而溢焉。方其盛时，人主意气之骄，超然遂欲追真仙于云表，其梦寐恍忽，云有见焉者。虽是非真伪难明于杳蔼，亦其注心于物，精神会通，志苟至焉，无不获也。《唐书》著玄宗事，至于神仙道家，颇不详悉。而此碑所载梦真容事最备，故特录之，以见其君臣吁俞，相与言语者止于如此。俾览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乱云。〔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初伏日书。〕
“唐大照禅师碑〈天宝元年〉”
右《大照禅师碑》，唐吏部员外郎卢僎撰，伊阙县尉、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则书。碑天宝元年立。唐世分书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及惟则也。
“唐植柏颂〈天宝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韩择木、史惟则之书见于世者颇多，蔡有邻甚难得，而李潮仅有，亦皆后人莫及也。不惟笔法难工，亦近时学者罕复专精如前辈也。
“唐郑预注多心经〈天宝元年〉”
右郑预注《多心经》，不著书人名氏，疑预自书。盖开元、天宝之间，书体类此者数家，如《捣练石》、《韩公井记》、《洛祠志》，皆一体，而皆不见名氏。此经字体不减三记，而注尤精劲，盖他处未尝有，故录之而不忍弃。矧释氏之书，因字而见录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录之意，览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热，玩此以忘暑，因书。
“唐薛仁贵碑〈天宝二年〉”
右《薛仁贵碑》，苗神客撰，云“公讳礼，字仁贵，河东汾阴人也”。《唐书》列传云仁贵绛州龙门人，又不云名礼。余家集录薛氏碑尤多，据仁贵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贵尔。仁贵为唐名将，当时甚显著，往往见于他书，未尝有云薛礼者。仁贵本田家子，奋身行阵，其仅知姓名尔。其曰“名礼，字仁贵”者，疑后世文士或其子孙为增之也。列传又载仁贵降九姓事，云军中为之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仁贵卒于永淳中，碑以天宝中建，不载汉关之歌，不应遗略，疑时未有此歌，亦为后人所增尔。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唐舞阳侯祠堂碑〈天宝二年〉”
右《舞阳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则八分，徐浩篆额。天宝二年，县令张紫阳修樊哙庙。文及书篆皆可爱也。
“唐崔潭龟诗〈天宝五年〉”
右《崔潭龟诗》，蔡有邻书。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也。韩、史二家传于世者多矣，李潮仅有存者。有邻之书亦颇难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经藏赞》、《崔潭龟诗》，与三代彝鼎铭何异？
“唐华阳颂〈天宝九年〉”
右《华阳颂》，唐玄宗诏附。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积习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妄意乎无生之可乐，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或曰彼术未至，故死尔。前者苟以遂其非，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贪，而所习则异，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其贪于彼者厚，则舍于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治平元年正月四日书。
“唐美原夫子庙碑〈天宝八年〉”
右《美原夫子庙碑》，县令王嵒字山甫撰并书。碑不知在何县。嵒，天宝时人，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羁，时有可爱，故不忍弃之，盖书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嵒书固自放于怪逸矣，聊存之以备博览。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