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八都坛实录〈垂拱三年〉”

右《八都坛实录》,撰人名元质,不见其姓,又不著书人名氏。其字画亦可爱。碑首题云《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坛也,此地名山,封龙之类有八,因坛立庙,遂为号焉”。封龙山在今镇州,其余七山不见其名。又云“汉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唐魏载墓志铭〈垂拱三年〉”

右《魏载墓志铭》,其序云“祖征,谥曰文正。父叔玉,光禄卿。载以弘文生对策高甲,授太常寺奉礼郎,以疾谢职,寻调怀州司兵参军。属惟扬诡道,不戢斯焚,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终于岭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谓“惟扬诡道”者,乃徐敬业起兵于扬州,诛武后不克也。时敬业以前盩厔尉魏思温为军师。所谓“谴及宗姻”者,疑敬业败,载坐思温窜死岭南耳。今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公诸房都无思温及载,而叔玉但著一子膺,为秘书丞。岂载以官卑贬死无后,而殁不见邪?载死不幸,而家谱不录,史官不书,非事载斯志,而志录于余,其遂泯灭于无闻乎。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书。

“唐乙速孤神庆碑〈载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庆碑》弘文馆学士苗神客撰。神庆,唐初仕三卫,高宗时为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无显人,惟以其姓见于当时者,神庆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随魏南徙”而已,其叙神庆世次又多阙缪。而此碑所载颇详,云“其先王氏,太原人。五代祖显,为后魏骠骑大将军,赐姓乙速孤氏,遂为京兆醴泉人。曾祖贵,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晟,唐骠骑将军”。乙速孤氏世无可称,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详。惟见于此碑者,可以补《姓纂》之略,以备考求,故特录之。治平甲辰社日书。

“唐尹氏阙文〈万岁通天二年〉”

右尹氏阙文,在襄州,题云“唐孝子尹仁恕阙,万岁通天二年旌表”。万岁通天,则天之年号也,可谓昏乱之世矣。然尹氏犹见旌表,孔子以谓忠信可行于蛮貊,信矣,孝悌见尊于昏乱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呜呼!不得而见矣,此碑尤可惜也。

“唐渭南令李君碑〈圣历元年〉”

右《鸿州渭南县令李君清德碑》,马吉甫撰。按《唐书》,则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庆山置鸿门县,遂以庆山、鸿门、渭南、高陵、栎阳置鸿州,大足二年废。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书。

“唐流杯亭侍宴诗〈久视元年〉”

右《流杯亭侍宴诗》者,唐武后久视元年幸临汝温汤,留宴群臣应制诗也。李峤序,殷仲容书。开元十年汝水坏亭,碑遂沉废。至正元中,刺史陆长源以为峤之文、仲容之书,绝代之宝也,乃复立碑造亭,又自为记,刻其碑阴。武氏乱唐,毒流天下,其遗迹宜为唐人所弃。而长源,当时号称贤者,乃独区区于此,何哉?然余今又录之,盖亦以仲容之书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爱。

“唐司刑寺大脚迹敕〈长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二,阎朝隐撰。附诗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虽示之已验之事,犹惧其不信也。此自古圣贤以为难。《语》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者,圣人非弃之也,以其语之难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览者知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阳后一日书。

“唐韩覃幽林思〈武后时〉”

右《幽林思》,庐山林薮人韩覃撰。余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余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得之,不胜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六月旬休日书。

“唐崔敬嗣碑〈景龙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谦光书。崔氏为唐名族,而敬嗣不显,皓为昭文馆学士,然亦无闻。其事实文辞,皆不足多采,而余录之者,以谦光书也。其字画笔法不减韩、蔡、李、史四家,而名独不著,此余屡以为叹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唐武尽礼宁照寺钟铭〈景龙三年〉”

右武尽礼笔法精劲,当时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称之见于文字者。岂其工书如尽礼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

“唐韦维善政论〈先天元年〉”

右《韦维善政论》,著作郎杨齐哲撰。维,先天中为坊州刺史,齐哲所撰,其实德政碑也,特异其名尔。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如齐哲之文,初无高致,第易碑铭为论赞尔。

“唐有道先生叶公碑〈开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叶公碑》,李邕撰并书。余《集古》所录李邕书颇多,最后得此碑于蔡君谟。君谟善论书,为余言邕之所书,此为最佳也。

“唐郭知运碑铭〈开元十年〉”

右《郭知运碑铭》苏颋撰。其书知运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杰、英奇、英协、英彦。而张说亦为知运撰碑,其书知运子与颋正同。《唐书·知运传》书其子二人,而无英奇、英协、英彦,但云二子英杰、英乂而已。英奇等三子在唐不显,史家阙略,尚或有之。英乂尝为西川节度,其事甚著,史官不应失其世家。而二公作铭,在郭知运卒后不远,亦不应阙其子孙。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

“唐御史台精舍记〈开元十一年〉”

右《御史台精舍记》,崔湜撰,梁升卿书。读其文,则湜于佛可谓笃信者矣。《唐书》列传云“桓彦范等当国,畏武三思,使湜阴伺其奸。而三思恩宠日盛,湜反以彦范等计告之,遂劝三思速杀彦范等,以绝人望,因荐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彦范”等。又云“湜贬襄州刺史,以谯王事当死,赖刘幽求、张说救护得免。后为宰相,陷幽求岭表,讽周利正杀之不果,又与太平公主逐张说”。其余倾邪险恶,不可胜纪。世言佛之徒能以祸福怖小人,使不为恶,又为虚语矣。以斯记之言,验湜所为可知也,故录之于此。其碑首题名,多知名士,小字颇佳,可爱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书。

“唐西岳大洞张尊师碑〈开元十四年〉”

右《西岳大洞张尊师碑》,王延龄撰,李慈书。尊师名敬忠,其事迹余无所取,所录者以慈书尔。慈之书体兼虞、褚,而遒丽可喜,然不知为何人。以其书当时未必不见称于世,盖唐人善书者多,遂不得独擅,既又无他可称,遂至泯然于后世。以余集录之博,慈所书碑只得此尔,尤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令长新戒〈开元中〉”

右《令长新戒》。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为政知本末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内,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处,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阳。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唐兴唐寺石经藏赞〈开元中〉”

右《兴唐寺石经藏赞》,皆其作者自书,而八分者数家,惟蔡有邻著其姓氏。有邻名重当时,杜甫尝称之于诗。其为苑咸所书小字,与三代器铭何异,可谓名实相称也。余家《集录》有邻书颇多,皆不若此赞,故尤宝之。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然则人其可不勉强于学也!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书。

“唐李邕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记》,唐李邕撰,不著书人名氏。考其笔迹,似张庭珪书,疑庭珪所书也。

“唐独孤府君碑”

右《独孤府君碑》,李邕撰,萧诚书。诚书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岘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尝登岘山,读此碑。碑为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传只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颇有讹缺也。府君讳册,字伯谋,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见其终始。

“唐蔡有邻卢舍那珉像碑〈开元十六年〉”

右《卢舍那珉像碑》,蔡有邻书,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韩择木、史惟则世传颇多,而李潮及有邻特为难得。庆历中,今昭文韩公在定州为余得此本。余所集录自非众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唐景阳井铭〈开元二十一年〉”

右景阳楼下《井铭》,不著撰人名氏,述隋灭陈,叔宝与张丽华等投井事,其后有铭以为戒。又有唐江宁县丞王震《井记》,云井在兴严寺。其《石槛铭》有序称“余”者,晋王广也。其文字皆摩灭,仅可识者其十一二。叔宝事,前史书之甚详,不必见于此。然录之以见炀帝躬自灭陈,目见叔宝事,又尝自铭以为戒如此,及身为淫乱,则又过之,岂所谓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铭文隐隐尚可读处,有云“前车已倾,负乘将没”者,又可叹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唐华岳题名〈开元二十三年〉”

右《华岳题名》。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寮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丙午,是岁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立,盖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五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保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

“唐石台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

右老子《道德经》,唐玄宗注。开元二十三年,道门威仪司马秀等请于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立石台刊勒。其经文御书,其注皆诸王所书。此本在怀州。

“唐陕州卢奂厅事赞〈开元二十四年〉”

右《卢奂厅事赞》,唐玄宗撰并书。奂为陕州刺史,玄宗行幸过陕州,书其厅壁而刻之。

“唐鹡鸰颂”

当皇祐、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敕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

“唐玄宗谒玄元庙诗”

右《谒玄元庙诗》,唐玄宗撰并书。余尝见世有玄宗所书《鹡鸰颂》,与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阳人谓之老君庙也。

“唐裴光庭碑〈开元二十四年〉”

右《裴光庭碑》,张九龄撰,玄宗御书。按《唐书》列传云“光庭素与萧嵩不平,及卒,博士孙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谊。谥曰克平。帝闻,特赐谥忠宪”。今碑及题额皆为忠献。传云撰《摇山往则》,而碑云“往记”。光庭以开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书,不应误,皆当以碑为是。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书。

“唐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开元二十五年〉”

右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并书注,诸王列名附。

唐玄宗诸子三十人,其一是为肃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书》列传所载二十二人,以注经列名于此者十八人。按明皇既书《道德经》,道士尹愔奏请怀州依京样摹勒石台,乃开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废,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玙为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绍,则当书注时不得有皇太子绍也。信王珵、义王玼、丰王珙、陈王珪、凉王璿、汴王璥,皆以二十一年封,当书注时皆年尚幼,未能书。而今经、注,字皆一体,疑非诸王所书,而后人追寓其名尔。《旧唐书》以信王珵为湟,济王环为瑰,寿王琩为瑁。瑁名见于《武惠妃碑》为瑁,与此同,当为瑁也。此碑列名既可疑,则环、瑝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书。

“唐万回神迹记碑〈开元二十五年〉”

右《万回神迹记碑》,徐彦伯撰。其事固已怪矣。玄宗英伟之主,彦伯当时名臣也,而君臣相与尊宠称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传道士骂老子云:“佛以神怪祸福恐动世人,俾皆信向。而尔徒高谈清净,遂使我曹寂寞。”此虽鄙语,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

“唐张嘉正碑〈开元二十六年〉”

右《张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邻立书。李绛《论事集》言,吐突承璀欲于安国寺为宪宗立纪圣德碑,乃先立碑建楼,请学士撰文,绛疏论以为不可。宪宗遽命以牛百头拽碑倒,盖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楼。此碑有邻又云“立书”,亦应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须镌刻成文,然后建立。盖今昔所为不同,各从其便尔。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

“唐李邕嵩岳寺碑〈开元二十七年〉”

右《嵩岳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书。英之书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后魏孝明帝之离宫,初名闲居寺,仁寿二年改为嵩岳寺也”。

“唐裴大智碑〈开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萧诚书。诚以书知名当时,今碑刻传于世者颇少,余《集录》所得才数本尔。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画笔法多不同,疑摹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独孤册碑》字体同而最佳,册碑在襄阳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诚书。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

“唐安公美政颂〈开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颂》,房璘妻高氏书。安公者名庭坚,其事迹非奇,而文辞亦匪佳作,惟其笔画遒丽,不类妇人所书。余所集录亦已博矣,而妇人之笔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陈游瑰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唐人书见于今而名不知于当时者,如张师丘、缪师愈之类,盖不可胜数也。非余录之,则将遂泯然于后世矣。余于《集古》不为无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书。

“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开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者,林谔撰,参军房璘妻高氏书。余所集录古文,自周、秦以下讫于显德,凡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显达下至山林幽隐之士所书,莫不皆有,而妇人之书,惟此高氏一人尔。然其所书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颂与《安公美政颂》尔。二碑笔画字体,远不相类,殆非一人之书。疑摹刻不同,亦不应相远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为奇也,识者当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唐郎官石记”

右唐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张旭书。旭以草书知名,此字真楷,可爱。记云“自开元二十九年已后,郎官姓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尔。

“唐开元圣像碑〈天宝元年〉”

右《开元圣像碑》,陈知温书。唐开元之治盛矣,至于天宝而溢焉。方其盛时,人主意气之骄,超然遂欲追真仙于云表,其梦寐恍忽,云有见焉者。虽是非真伪难明于杳蔼,亦其注心于物,精神会通,志苟至焉,无不获也。《唐书》著玄宗事,至于神仙道家,颇不详悉。而此碑所载梦真容事最备,故特录之,以见其君臣吁俞,相与言语者止于如此。俾览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乱云。〔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初伏日书。〕

“唐大照禅师碑〈天宝元年〉”

右《大照禅师碑》,唐吏部员外郎卢僎撰,伊阙县尉、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则书。碑天宝元年立。唐世分书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及惟则也。

“唐植柏颂〈天宝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韩择木、史惟则之书见于世者颇多,蔡有邻甚难得,而李潮仅有,亦皆后人莫及也。不惟笔法难工,亦近时学者罕复专精如前辈也。

“唐郑预注多心经〈天宝元年〉”

右郑预注《多心经》,不著书人名氏,疑预自书。盖开元、天宝之间,书体类此者数家,如《捣练石》、《韩公井记》、《洛祠志》,皆一体,而皆不见名氏。此经字体不减三记,而注尤精劲,盖他处未尝有,故录之而不忍弃。矧释氏之书,因字而见录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录之意,览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热,玩此以忘暑,因书。

“唐薛仁贵碑〈天宝二年〉”

右《薛仁贵碑》,苗神客撰,云“公讳礼,字仁贵,河东汾阴人也”。《唐书》列传云仁贵绛州龙门人,又不云名礼。余家集录薛氏碑尤多,据仁贵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贵尔。仁贵为唐名将,当时甚显著,往往见于他书,未尝有云薛礼者。仁贵本田家子,奋身行阵,其仅知姓名尔。其曰“名礼,字仁贵”者,疑后世文士或其子孙为增之也。列传又载仁贵降九姓事,云军中为之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仁贵卒于永淳中,碑以天宝中建,不载汉关之歌,不应遗略,疑时未有此歌,亦为后人所增尔。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唐舞阳侯祠堂碑〈天宝二年〉”

右《舞阳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则八分,徐浩篆额。天宝二年,县令张紫阳修樊哙庙。文及书篆皆可爱也。

“唐崔潭龟诗〈天宝五年〉”

右《崔潭龟诗》,蔡有邻书。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也。韩、史二家传于世者多矣,李潮仅有存者。有邻之书亦颇难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经藏赞》、《崔潭龟诗》,与三代彝鼎铭何异?

“唐华阳颂〈天宝九年〉”

右《华阳颂》,唐玄宗诏附。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积习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妄意乎无生之可乐,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或曰彼术未至,故死尔。前者苟以遂其非,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佛、老二者同出于贪,而所习则异,然由必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其贪于彼者厚,则舍于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治平元年正月四日书。

“唐美原夫子庙碑〈天宝八年〉”

右《美原夫子庙碑》,县令王嵒字山甫撰并书。碑不知在何县。嵒,天宝时人,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羁,时有可爱,故不忍弃之,盖书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嵒书固自放于怪逸矣,聊存之以备博览。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

请稍后,加载中....
字体大小
背景颜色
阅读模式左右翻页上下翻页
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