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六首
“集古录目序〈嘉祐七年〉”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縆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糇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摩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庐陵欧阳修序。
“思颍诗后序〈治平四年〉”
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尔来俯仰二十年间，历事三朝，窍位二府，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惫矣。其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也。
今者幸蒙宽恩，获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释危机之虑，而就闲旷之优，其进退出处，顾无所系于事矣。谓可以偿夙志者，此其时哉！因假道于颍，盖将谋决归休之计也。乃发旧稿，得自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不类倦飞之鸟然后知还，惟恐勒移之灵却回俗驾尔。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庐陵欧阳修序。
“归田录序〈治平四年〉”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窥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远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祸，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窍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
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欧阳修序。
“诗谱补亡后序〈熙宁三年〉”
欧阳子曰：昔者圣人已殁，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而焚弃于秦。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讹缪，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则先儒之论，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
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祕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比也。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谱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
“续思颍诗序〈熙宁三年〉”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遂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此盖余之本志也。时年四十有四。其后丁家艰，服除还朝，遂入翰林为学士。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自是误被选擢，叨尘二府，遂历三朝。盖自嘉祐、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窍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中间在亳，幸遇朝廷无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当责任，以谓臣子可退无嫌之时，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恻然，闵其年犹未也，谓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诏谕，未赐允俞。今者蒙上哀怜，察其实病且衰矣，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宽仁，遂万物之所欲，覆载含容养育之恩也。而复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冀少偿其夙愿，兹又莫大之幸焉。
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获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孙子后序”
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施设各异，故或胶其说于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曹公尝与董、吕、诸袁角其力而胜之，遂与吴、蜀分汉而王。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公每坐计胜败，授其成算，诸将用之十不失一，一有违者，兵辄败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书》从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谓曹公于注《孙子》尤略，盖惜其所得，自为一书。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于此乎，抑用之不极其能也？后之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是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
独吾友圣俞不然，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仁厚而明，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