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详细地研究。我们必须努力弄明白，在造成上述结果的所有因素中，是否应该把前意识排除在外，然而就描述想要达到的目的来说，这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Ｐｃｓ（或Ｃｓ）系统的内容，一部分来自本能生活（通过无意识媒介），另一部分则来自知觉。然而我们还不明白，这一系统究竟会对Ｕｃｓ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对精神病病例的检查时常发现，他们的Ｕｃｓ系统有着使人难以置信的独立性，对外在影响极不敏感。注意力分散和两种系统完全分隔开来，乃是这种病人的两处典型特征。然而精神分析治疗却完全基于Ｃｓ系统能对Ｕｃｓ系统施加影响的假设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费了很大力气，却收效不大。然而，那作为这两种系统之中介者的Ｕｃｓ衍生物，却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我们应该想到，通过Ｃｓ作用Ｕｃｓ而引发它内部自动改变，这确是一个艰难的和缓慢的过程。前意识与某种无意识冲动进行合作是极为可能的，即使后者受到强烈的压抑，但只要无意识冲动与其中一种控制性倾向相谐调，最终亦能达到合作，这时，抑制被消除了，那被压抑的活动也变成了支持自我达到其企图的一股力量。在这种简单的布局中，无意识变成了自我的谐振，同自我保持和谐。对其它方面的压抑活动则丝毫不产生影响。Ｕｃｓ在这种合作中起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那受到加强和支持的倾向一旦被揭示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寻常倾向完全不同——它们可以取得非常完善的成就，对于类似于痴狂症状的种种相反倾向进行抵抗。Ｕｃｓ中所包含的内容就像一个心理王国中的原始臣民。如果说在人的内心存在着遗传下来的心理构成——与动物本能相近似的东西——它们便是Ｕｃｓ系统的中心问题。那些在儿童发展期没有多少用途，因而被抛弃的东西，以后又一点点得到补充，而这些补充物同遗传物的性质不一定有什么差别，这两大系统的内容完全区别开来的时间只能是青春期。
七、对无意识的识别：
只要我们对Ｕｃｓ的概念仅只来自于梦的生活和转移型心理症的认识，我们对这一系统所能作的断言就超不出以上谈论中说过的东西。这些谈论当然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时还造成模糊和错误。尤其是当我们无法把Ｕｃｓ同某种我们熟识的东西联系起来、或不能把它们归结于我们熟悉的某一类时，上述情况就更显然。现在让我们对自恋型神经官能症作一番具体分析，从这种分析中我们将对这谜一般的无意识领域，有一个透彻具体的认识。自从阿布拉哈姆于１９０８年发表了他的作品以来——这位真诚的作者把它归于我的鼓励——我们就一直用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对立去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在转变型心理症（如忧虑型，倒错型和迷狂型歇斯底里症）中，我们对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孤立出来。我们知道，对象方面的破坏和阻挠，偶而也会导致心理症的爆发，心理症大都表现在对真实事物对象的放弃。我们还知道，放弃对对象追求的利比多，首先回复为一个幻觉中的对象，然后又变成一个潜抑了的对象（内向）。但是在上述例子中，其“对象——投注”通常仍保留下它的大部分能量，对压抑过程作仔细检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受到压抑（或作为压抑的结果），这种“对象—投注”仍在无意识系统中继续着。实际上，这种转移能力（我们在具体治疗上述心理症时，曾利用过这一点），乃是使“对象—投注”不受阻碍的保证。然而精神分裂症则不是如此，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在这种病中，因被压抑而回缩的利比多并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对象，而是退回到“自我”中。也就是说，“对象—投注”在这儿已被放弃，重新建立起一种“对象迷失”的原始自恋状态。这种病的种种性质（如转移能力的丧失）治疗对它的无能为力、它特有的那种对外在世界的遗弃和否定。其“自我”展示出的那种“超级—投注”，以及最后达到的全部冷漠和无动于衷等等，都与我们提出的“对象—投注”被放弃的假设相符合。谈到两大心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多数研究者都对下面的事实感到吃惊：在精神分裂症中，这两种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还在意识领域中就已经表现出来。而在转移型心理症中，却只存在于无意识中，而且应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才能把它们揭示出来。然而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把“自我—对象”系统和意识内两大系统的关系结合在一起。
通过下面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我们似乎可以达到我们想要探寻的东西。在精神分裂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患者在谈吐方面的各种变化（尤其在早期阶段），这种变化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由于患者特别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结果使他变得矫揉造作起来。他们表达的方式完全打乱了，有时达到使人完全不可理喻的程度，以至在正常人听来，这些谈话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实际上，这些谈话的内容往往与患者的某些身体器官或某些刺激有关。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症状同另一种现象相关联起来，这就是：在精神分裂症的上述症状中（它们同歇斯底里症或迷狂症中的替代性机制有相同之处），其替代物同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两种形式心理症都有一种使我们吃惊的奇异特征。维也纳的维克多。托斯克博士曾经把他对精神分裂症初期阶段观察时所得的一些结果提供给我。这些材料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们证实了患者本人竭力想进一步阐释她自己谈的东西。我这里借用他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论题，并且我也确信，任何一个研究者都能获得大量这种资料，托斯克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人，她是在同她情人吵架之后被带到诊所来的。刚一来到，她就向医生倾诉说，她的眼睛有问题了，它们被“扭歪”了，为了对这句话作出解释，她又用完全合乎语法的句子对她的情人作了一连串的谴责：“我一点也不理解他，他每次看上去都变了样，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他专门扭歪人的眼睛（在德语中，其真实意思是”奸诈的人”），他把我的眼睛也扭歪了，现在这双眼睛不再属于我了，我好像在用另一双眼睛视看这个世界。“患者对她开始时说出的那句令人费解的话的上述解释，很值得我们作一番研讨，因为它们包含的含义与开始时那概括性的句子完全相符，与此同时，它们又向我们展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结构的含义和起源。对这个问题我同托斯克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这一病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用身体中某一器官（在这儿是眼睛）的遭遇或者状态来代替自己思考的全部内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谈吐表现出“癔病”患者的种种特点，这就是说，它们已变为“器官—语言”。
患者所作的第二个陈述是：她站在教堂中，忽然感到身体扭动了一下，她不得不换一个位置，似乎有人把她推到了这个位置。好像她是被逼站到这个位置上似的。接下来又是一番解释。仍然是对她情人的一连串攻击：“他很粗鲁，尽管我性情文雅，现在也变俗了，他使我变得像他自己那样，让我承认他比我高贵，现在我真的变得像他了。因为我开始想到，如果我像他，我便会比现在好得多。他总是给人以地位高贵的假象，我现在变得完全像他了，他已经改变了我的位置！”托斯克认为，在“改变了我的位置”这句话中包含了这样一种动作，这种动作代表的含义是“她的地位改变了（或不由自主的改变了），与她爱人“同一”了，或“以她爱人而自居了。”在这儿，我仍然要提醒人们注意，其思想的全部内容都转化成了身体对这种内容的感受，换言之，这种思想内容对身体的刺激支配了整个思维。第一个例子中的歇斯底里表现于其眼睛的剧烈震动，第二个例子则表现于真正的推拉动作（而不是具有推拉的冲力或被拉的感受），但不论哪个例子，都不伴有任何有意识的思维，即使事情过后，患者也不能说出当初的想法。至今为止，上述两例仅证实了我们所说的“器官语言”或“癔病语言”。然而其意义还不仅在此，它们似乎还证明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另一种（如布笛儿论文中提到的那种情形）可以归纳为一种确定的公式的事物状态。精神分裂病人对语言文字的使用类似于使梦的思维变成梦的意象，对于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原始心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