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我就从这种浪漫主义的感情中清醒过来,而且是最彻底地清醒过来。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玩多米诺牌戏,然后又聊了很久,大家谈得如此投机,谁也没有注意到究意几点钟了。最后,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不觉大吃一惊,便匆匆忙忙地起身告辞。可是那位父亲送我到前厅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见屋外狂风怒吼,好像有千万头公牛在那儿哞哞乱叫。一场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倾泻在屋檐上。开克斯法尔伐安慰我:“我派车送您进城。”我推辞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一想到司机单单因为我的缘故十一点半还得再把衣服穿起来,把已经开进车库的汽车开出来,我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对别人的体贴和关心在我身上完全是新的感情,我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刚学会的)。可是,在这样的鬼天气,坐在一辆座位柔软、弹簧很好的小轿车里,舒舒服服地飞快地驰回家去,用不着穿着一双薄薄的漆皮轻便长靴,浑身湿透,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遍地泥泞的公路上跋涉半个小时,这还是相当诱人的,所以最后我让步了。老人不由分说,坚持冒雨送我到车边,给我围上毯子。司机发动引擎,霎时间,我就冒着狂风暴雨,风驰电掣地乘车回家。

汽车轻捷无声地向前滑动,坐在里面非常舒服,十分惬意。可是,正当我们像魔术一样朝营房飞速驰去的时候,我敲敲窗玻璃,要司机在市政厅广场上就把车停下。因为最好还是不要乘坐开克斯法尔伐的时髦轿车开进军营里去!我知道,如果一个小小的少尉像个大公爵似的坐着一辆富丽堂皇的轿车神气活现地开到楼前,让一名身穿号衣的司机侍候着走下车来,影响不好。这样大的派头我们这儿戴金领章的老爷们可是不爱看的。除此之外,我的本能早就劝我,我的这两个世界尽可能少搅和在一起:一方面是城外的豪华奢侈,我在那儿得其所哉,独立无羁,受人娇惯;另一方面是我的军营世界,我在这里得低声下气,我不过是一个可怜虫。要是这个月是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的这一自我无意之中并不怎么想知道另一个自我。我有时候也分辨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托尼·霍夫米勒,是在军营里值勤的那一个还是在开克斯法尔伐家的那一个,是城外的那一个还是城里的那一个。

司机按照我的愿望在市政厅广场上停车,离军营两条马路。我下了车,把衣领高高竖起,打算快步越过这宽阔的广场。可是正在这时暴风雨变得加倍地狂暴,狂风挟着暴雨向我劈头盖脑地袭来。所以宁可在一所屋子的门洞里等上凡分钟,不忙跑过两个小巷赶到军营里去。那个咖啡馆说不定还没关门,我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坐到老天爷把他最大的喷水壶倒光为止。距离咖啡馆不过隔着六幢房子,瞧,在那模模糊糊的玻璃窗后面还闪烁着昏黄的煤气灯光。我的伙伴们还都坐在他们的老位置上。这可是恢复老交情的绝妙机会,因为我早就该在他们当中露露面了。昨天,前天,整整这一个星期加上上个星期我都没上咖啡馆。他们其实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我既然已经对朋友不忠了,那么至少在礼节上要过得去。

我开门进去。咖啡馆的前半部分为了节省的缘故已经熄灯,摊开的报纸乱七八糟地放在桌上。账房欧根正在清点当天的营业收入。可是我看见后面玩纸牌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还有发亮的军装钮扣在闪光。一点不错,这几个玩塔洛克的老搭当还坐在那里,约茨西中尉、费伦茨少尉和团队军医哥尔特鲍姆。显然他们已经玩完了他们那局纸牌,只是因为懒得起来,还瞌睡蒙眺歪七竖八地斜靠着坐在那里。这种咖啡馆的懒劲我是十分熟悉的。我的出现打断了他们那百无聊赖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对于他们不啻是真正上天的赠礼。

“喂,托尼来了,”费伦茨向另外两个大声通报;团队军医随即漫声吟诵一句:“阁下光临,蓬荜增辉,”我们老嘲笑这位军医害了慢性引经据典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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