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康帕内拉之所以接受“贤人统治”的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他的特殊的社会观，而这种社会观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至于文学传统，那么毫无疑义，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
在《太阳城》中可以看到的第二种文学影响，是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的影响。我们从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引用了克里门特①、德尔图良②、奥古斯丁③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的神学者（直到托马斯④）崇拜公有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天赋人权。
①克里门特，见本书后注第。——译注。
②德尔图良，见本书后注第。——译注。
③奥古斯丁，见本书后注第。——译注。
④托马斯，见本书后注第。——译注。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两种传统，即古希腊罗马的和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溶合起来。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这二者溶合起来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文学界最喜欢引用的论据，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最奇异的典型，而这种典型是符合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思想的要求的。在引用这种论据时，它的某些特点被抛弃了，某些特点又获得空前末有的发展。康帕内拉正是这样对待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他没有注意到或至少没有提到柏拉图的理想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柏拉图认为这种“财产公有制”只能在社会的上层人物中推行，而劳动人民只应当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同时，康帕内拉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教会之父”著作中的那些在原则上反对私有制但立刻又承认它实际上具有不可侵犯性的部分，他在写作时避而不谈这些不利于他的论点。
人们会在比较接近康帕内拉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中，联想到莫尔和杜尼对他有过影响。因为，莫尔的《乌托邦》曾在十六世纪广泛地流传过，十六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很出名的、著作很多的作家佛罗伦萨人杜尼，曾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述过社会乌托邦。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太阳城》中竟看不出他读过莫尔著作的某些明显的迹象，虽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引用过他看作公有思想传播者的莫尔的话。康帕内拉所描述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行政管理和婚姻关系——社会乌托邦所有的这些最重要的特点，是完全不同于《乌托邦》的。也许只是在对公共食堂和某些细节的描述中，才能发现稍稍相似之处。如果一定要假设《乌托邦》对康帕内拉发生过影响，那也只是最普通的影响，而不是唯一的影响，只不过是启发他在公有制基础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已。
康帕内拉与杜尼之间的论点倒是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管理国家方面（杜尼也主张委托担任司祭的知识分子来管理，不过，他是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更接近于教会组织的解决办法）和婚姻制度方面。但是，产生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应该是两种乌托邦的共同的社会前提，共同掌握柏拉图的文献资料。纵然康帕内拉读过杜尼的著作，这位有点轻佻的佛罗伦萨的作家也未必能深刻地影响康帕内拉这位革命哲学家的思想。
研究文学上的联系和文学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文学上的联系并不是历史现象的独立的和直接的联系。每个社会集团和反映该集团观点的每个作者都从文学传统中接受符合这些观点的东西，而且必须根据该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某些社会利益的对比关系来阐释自己的创作源泉。从这一观点来看，康帕内拉对柏拉图或克里门特理解得是否正确，就成为不怎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