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城的中国人——先衣账革——模仿的习惯——中国移民—一访问唐人街——一阿兴，洪武，史悦等先生。
当然，弗吉尼亚有大批的中国人——太平洋沿岸的每个城镇都是这佯。他们是个无害的民族，不管白人们不理睬他们，或者象狗不如一样对待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伤害人。因为他们极少想到要对哪怕是最可恶的侮辱和最残酷的伤害施行报复。他们安静，平和，温顺，不会喝醉酒，一天到晚勤恳耐劳。不守规矩的中国人很罕见，懒惰的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人只要还有力气动手，他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白人常常抱怨没有活干，而中国人却从不发这样的怨言；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找点活儿做。他对任何人——甚至对最低下的白人——都是极为有利的，因为他为他们的大部分罪恶受过，为他们的小偷小摸挨罚，为他们的抢劫罪坐牢，为他们的谋杀而送命。
任何白人都可以在法院里宣誓作证，送掉中国人的性命，但没有哪个中国人可以作证控告一个白人。我们这个国家是块“自由的土地”———没有人否任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准别人开口。）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得到消息，在旧金山，几个小伙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石头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砸死，尽管一大群人亲眼目睹这桩可耻的行径，居然没有人站出来干涉。
在太平洋沿岸有七万（也许有十万）中国人。弗吉尼亚约有一千。他们被赶进“中国人区”——这种事他们并不怎么反对，因为他们喜欢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房子是木头的；通常是平房，沿着几乎连马车都通不过的街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他们的居住区和该城市的其他部分稍微隔开一点。中国人在城里的主要职业是洗衣。他们总是把帐单别在衣服上送去。这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因为这并不会使顾客变得开明，使他们减少偏见。他们的洗衣价格是每打二块五美元——这在当时白人所能支付的洗衣费用来说，是相当低廉的了。中国人的房子前最普通的招牌是：“史悦，浆洗熨烫”，“洪武，洗衣作”，“尚兴和阿侯，洗衣作”。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家庭佣人，厨师等，大部分都是中国男人干的。极少有白种人作佣人，根本没有中国女人干那种活计的。中国人是优秀的家庭佣人，麻利，顺从，耐心，学东西快，干活不知疲劳。一般说来，任何事情都用不着教他们两遍。他们善于模仿。要是一个中国人看见他的主人在发怒的时候把大桌子砸烂，点把火烧掉，这个中国人从此以后就可能把那种家俱当柴烧。
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读，能写，善于计算——一可怜的是我们的可爱的选民们并非都能如此。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租佃小块的土地，培植许多东西。在沙滩上，他们能令人吃惊地种出蔬菜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浪费，基督徒认为是垃圾的东西，中国人会仔细地搜集起来，想法子变成有用的东西。他们把白人丢掉的牡振，沙丁鱼罐头盒子都收集起来，熔化后做成焊锡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们收集骨头，做成肥料。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依靠白人废弃不要的，开采完了的，没有价值的旧矿为生——这时，官员们就每月跑去一次，对他们进行骇人听闻的讹诈，议会堂皇，慷慨地把这种讹诈叫作“外国人”开矿税，但通常只对中国人征收。有的时候这种讹诈在同一个月内对同一个受害者征收一两次——这样做，公共财富未必就会大幅度增加。
中国人极为尊重死者——事实上，他们简直是崇敬他们以故的先人。因此，在中国，不论在一个人的前院，后院，还是他家住地的别的地方都成了他的家族的茔地，这样，他就能每时每刻光临那些坟墓了。由此看来，那个大帝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墓；从它的中心到边缘，坟墓连成一片，蜿蜒逶迤——因此，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一定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免得众多的人口挨饿，坟地也被开垦出来，生产粮食，风俗认为这并不是对死者不敬。既然如此崇拜死者，中国人绝不能忍受对他们安息的地方有任何无礼行为。柏林厄姆先生说，中国强烈地反对修铁路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帝国的任何地方修路都不可能不冒犯他们的祖先或亲友的坟墓。
一个中国人绝难相信要是他的尸骨不埋在他可爱的中国，而他还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他自己也希望死后受到那种崇敬，他原来就是那样崇敬他的已故先人的。因此，要是他到外国去，会事先作好安排，在他一旦亡故之后把骨头运回中国。要是他受雇到外国去做工，合同上总有那么一条，申明他死后，应把他的尸骨运回中国。如果政府把一群通常是为期五年的苦力卖给外国人，契约上特别着重写上一条：如果他们死亡，应将其尸骨送回中国。在太平洋沿岸，所有的中国人都属于几家大公司或机构之一，这些公司造有他们的成员花名册，登记上他们的姓名，在他们死亡后将其尸体运回家。史悦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宁永公司其次，在太平洋沿岸拥有一万八千名成员。它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在那里，它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字，住有几名大官员（有一位大官还保留着朝廷命官的威严，高高在上，一般人不能接近），还有许多和尚。我在那里看到一份成员花名册，死者运往中国的日期都作了明确的记载。从旧金山驶出的每一艘船都载着大量的中国人的尸体——至少在国会以基督徒的聪明机智，残酷地禁止装运尸体，阴险地阻止中国移民入境以前是这样。不管通过没有通过，这议案是提出来了的。我记得好象是通过了的。还有一个提案——后来成了法律——强迫入境的中国人在码头上接种牛痘，为此付款给一个指定的江湖庸医（没有哪一个正派的医生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去干这种合法的抢劫），每人十美元。因为入境的中国人很少愿意付这笔钱，立法的人们认为这是对中国移民的又一沉重打击。
弗吉尼亚的中国人聚居区象个什么样子——或者说太平洋沿岸各城市的中国人居住区是什么样子——我在《企业报》作记者时为该报写的一篇报道可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唐人街——在一位同行的陪同下，我们前天晚上采访了中国人居住区。中国人按他们的需要修建了那部份城市；因为他们没有车辆，所以街道一般来说很窄，车辆无法通过。晚上十点钟，是中国人很得意的时候。在每一座低矮窄小肮脏的棚屋里，飘散着淡淡的佛灯燃烧的气味，那微弱，摇曳不定的牛脂烛光照出一些黑影，两三个皮肤姜黄、拖着长辫子的流浪汉，蜷缩在一张短短的小床上，一动不动地抽着大烟。他们那无神的眼睛，由于无比舒适、非常惬意而朝向里面——或者说刚刚过足了瘾，把烟枪递给旁边的同伴后的人就象这副模样——因为烧鸦片是件不舒服的事，需要全神贯注。一盏灯放在床上，离烧烟人的嘴刚好有烟袋杆那么远。他把一丸鸦片插在一根铁丝尖上，用火点着，抹在烟袋锅上，就好象基督徒用灰泥抹破洞一样。然后，他把烟袋锅凑在灯上，开始抽起来——那烟丸的煎烤焖炸，以及烟管里汁水的吱吱响声，几乎会使泥塑木雕的塑像翻肠倒胃，不过，约翰喜欢它。鸦片对他起安神顺气的作用，他大约连抽二十多口，然后翻过身去做梦，天知道做些什么梦，因为我们不能看着那个瘫软的家伙就凭空想象。也许在他的幻觉中，他离开了这个碌碌世界，告别了他的洗衣活计，到天堂会享用有滋有味的老鼠和燕窝宴去了。
阿兴先生在王家巷十三号开了家食品杂货店。他以最好的态度对我们一行极尽好客主人之能事。他有各种各样的有色的、无色的果酒和白兰地，无法念出它们的名字，都是装在小口的陶罐里从中国运来的，他用小巧玲戏的瓷壶儿盛着酒招待我们。他请我们尝了些燕窝。还有细小、干净的香肠。要是我们愿意尝一下的话，本来可以吞进几码长的，不过我们怀疑每节香肠里都装有个耗子尸体，于是我们只好忍住了。阿兴先生的铺子里有上千种商品，看起来很奇特，我们无法想象其用途，也没有能力描绘。
不过，我们还能认识他的鸭子和蛋；鸭子给剖开，象干鳕鱼一样压平，就弄成那个样子从中国运来。蛋用一种灰泥包起来，经过遥远的水路运来，还能保持其新鲜可口。
我们在“粥粥街”三十七号遇到了洪武先生，他在做彩票生意——实际上我们发现还有十几个人在这个区的其它部分干这种买卖，大约每三个中国人就办个彩票行，轮流“坐庄”。“汤姆”的英语没有毛病，两年前，在《边区企业报》有个单身汉俱乐部时，他曾经是那里主要的、唯一的厨师，他说：“有时候中国人买一张彩票，一块钱弄它个两三百，有时候什么也捞不着。抽彩好比一个人打七十个人——说不定他揍了人家，说不定他自个儿挨揍，妙得很。”说到底，那百分比是六十九对他一个，机会一般来说是“他自个儿挨揍”。我们看不出那些彩票与我们那种有什么不同，只是数目字是中国字，没有哪个愚笨的白人会希望去搞清楚“哪个是哪个”；那写划的方法和我们的差不多。
史悦先生在“活狐街”开了一家花哨的小件商品商店。他卖给我们装横富丽的白羽毛扇，气味象林堡格奶酪一样的香水毛笔，还有用一块玉石做的、挂在表链上的小饰物，那玉石就是用钢针也划不破，然而却打磨得很光滑，还染了色，就象贝壳里面一样光彩夺目。为了表示尊敬，史悦把用金丝和孔雀翎毛做成的装饰品赠送给我们。
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用筷子吃了粥。我们的那位主人责骂站在房子前面的那些姑娘，她们圆睁着眼，用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看，他说她们不懂姑娘家的规矩。我们还从主人那里得到保佑平安的灵光，并且向一两尊异教神合十。最后，一个中国书铺老板的天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一部象烤肉格子那样的机器上算帐，格子上串着一些钮扣，不同的格子代表不同的单位，十，百，千。他拨弄着它们快得难以置信——实际上，他把它们拨来拨去，快得就象音乐教师的手指头在钢琴键盘上滑行一样。
他们是个乐于助人，生性善良的人种，在整个太平洋沿岸，他们受到上等社会的尊重和良好的对待。没有哪个加利福尼亚的先生或太太会侮辱或者欺压一个中国人，不论什么情况下，东部的情形似乎很需要作出解释。只有人类的渣滓才会干这种事——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他们，自然相应还有警察和政客，因为这些人是社会渣滓们的下贱的拉皮条的人和奴仆，在美国的其它地方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