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门包工——斯特里特先生怎样使他们吃惊——杨伯翰先生面临的案件，他的审理——用新的观点看一夫多妻制。
斯特里特先生忙于处理他的电报业务。一想到他要在八、九百英里崎岖，积雪，杳无人烟的山地里和无树，无水的沙漠中架设电线，自然而且必然，他就忙得团团转。他不能舒舒服服地进行工作，也不能在路旁砍来电杆，要把电杆用牛车穿过使人筋疲力尽的沙漠拖来，如果有一两条河来运送的话，这只是两天的水路。斯特里特先生的合同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要真正理解“八百英里险峻的山岭和荒凉的沙漠”这几个含糊的字眼的含义，读者得亲自去走一趟——笔墨是不可能把那可怕的真实情况转达给读者的。总的来说，斯先生最大的困难是他原来一点也没有逆料到的。他把那巨大的工程的最艰巨、最笨重的一半转包给了摩门人。摩门人立即发现这几乎是白干，一旦明白了是这样一回事，他们就把电杆掀翻在山野和沙漠里，赶车回家去干他们的正经买卖去了！他们与斯特里特先生是订有书面合同的，但他们完全不睬那一套。他们说，他们倒想看看一个“异教徒”在犹他州如何迫使一个摩门教徒去履行那毫无希望的合同！对此加以嘲笑。斯特里特说：
“我很狼狈，负有沉重的义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合同，这倒霉事看来将是一场毁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也是我压根儿没想到的困难，使我进退维谷。我是个商人，一直是个商人，除了经商一无所知。当我发现这里是个书面契约——商业的保障、备用大锚和绝对必需品——一文不值的国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简直象是遭到霹雳轰顶。我完全绝望了，再订个合同也无济于事，这显而易见。我找一个又一个著名的公民谈过，他们对我深表同情，却不知如何才能帮助我。后来一位异教徒告诉我，“去找杨伯翰吧！这些小人物不会对你有任何帮助的”。我并不以为然，既然法律尚且无济于事，一个与立法和执法毫不相干的人又能做什么呢？或许他是个教堂的好牧师，教区的好主教，但要控制一百个桀骜不驯的半开化的二道包工头，得需要比宗教或道德说教更为厉害的东西才行。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想，如果杨先生对别的事情无能为力，大概他总可以给我一些忠告或一两点有价值的暗示吧，于是，我径直到他那里去，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说话很少，但自始至终极感兴趣。他仔细查验了各种文件，每当发现文件或我们叙述中有什么不清楚的时候，他则从头抓住主线耐心地顺势摸下去，直到得到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列出一份包工头的名单，然后说道；
“斯特里特先生，一切都明白了。这些合同是严格按法律要求拟定的，正式签署的，是合法的。显然，这些人是睁着眼睛签定的合同，我看没有什么错误和漏洞。”
“而后，杨先生转身对等候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人说‘把这名单交给某某，叫他在某某时候把这些人找来。’
他们准时到了，我也准时去了。杨先生对他们提了些问题，他们的回答证明我说的是准确的。然后，他对他们说：
“你们签定了这些合同，打算自觉自愿地承担这些义务吗？！”
“是的”
“那就严格执行到底吧，哪怕是它会使你们变成乞丐！去吧！”
“他们的确去了！现在，他们在沙漠上牵成一条线，象蜜蜂一样干起来。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发过怨言。这里有一帮从华盛顿来的行政官员、法官和别的官长，他们维持着共和政府的外部形式——但令人咋舌的事实却是：犹他州是个不折不扣的独立王国，杨伯翰是国王！”
斯特里特先生是个诚实的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以后在旧金山那几年，我同他常打交道。
我们在盐湖城只呆了两天，因此没有时间对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作一般性的调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数字和结论，以便再一次唤起国民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注意。我本来有这个愿望。我想以一个年轻人具有的那种狂妄自负劲儿，热情洋溢地一头扎进去，在这方面作出重大的改革，但在我见到了摩门教女人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被感动了，我的良心战胜了理智，看到这些贫穷、笨拙、“朴素”得可怜的生灵，我的心软了，当我扭过头去掩藏眼中那慷慨的泪水的时候，我暗暗地说，“不，讨一个这种女人的男人是干了一件大慈大悲的好事，使他有资格接受人类善意的欢呼，而不是良心的严厉遗责。讨六十个这种女人的男人是完成了一件极为慷慨的业绩，这种慷慨行为是那样地崇高，以致各民族都得在他面前脱帽，默默地向他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