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Ｍ．和Ｌ．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Ｍ．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她还戴眼镜吗？阿妮·Ｇ．让我转告对Ｌ．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Ｌ，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Ｌ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１９２３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Ｌ．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谈及他的忧虑。有一次他便这样对我详细地谈了一个计划：同厨艺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馆，他在餐馆里当跑堂的。
朵拉后来告诉我，卡夫卡阐述这个计划时是与这个意图结合起来的：若能恢复健康，便迁居巴勒斯坦。这两个人想以这种方式在“那边”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朵拉告诉我在柏林的一个住处，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烧毁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颤抖着服从；许多年后她还为听从了这个命令而感到遗憾。但她强调说，假如她今天再度面临这种情况，她照样会屈从于卡夫卡的意志。据朵拉说，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取材自奥德赛宰杀柏利斯以祭神的过程；此外还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剧本。——其中留存于朵拉处的卡夫卡的文字于１９３３年被盖世太保没收，并显然被毁了。我曾请求尚处在独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柏林公使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交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管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坏的断言。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４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１７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管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坚决的口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极强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道我们共同的日子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道：“４月１０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坚持守候在弥留者身边安慰他，直至最后一刻，而医生们“早就溜之夭夭”。我写信给维也纳有影响的人士；韦尔弗激烈地为弗兰茨说情，然而那个相当没有心肝、没有文化修养的教授同样激烈地声称，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号房间的病人。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叫韦尔弗的人写信给我，让我为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做点什么。谁是卡夫卡，这我知道。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可是谁是韦尔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终于促成弗兰茨于四月底迁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这是个环境优雅亲切、光线明亮的所在。韦尔弗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哈谢克教授声称，留在医院里对卡夫卡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因为这里有一切治疗手段和疗养可能性。他非常不愿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尔林度过了最后几周。他住在一个美丽的、用鲜花点饰的房间里，窗外一片绿色，周围是他的两个忠实的朋友。在疼痛不厉害时，他过得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