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用碱液洗，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Ｋ。”，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Ｋ。”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Ｋ．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Ｋ．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Ｋ．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Ｋ．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１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Ｋ．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Ｋ．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Ｋ．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Ｋ．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Ｋ．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Ｋ．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