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年５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３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Ｋ．）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Ｋ，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
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
这一页日记写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