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绝大多数年轻人对上帝失去了信仰，大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老一代却笃信如故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这样，因为人类精神自然地趋向于批判，也因为这种批判更多地出于感觉而不是出于思考，绝大多数的青年选择了人道主义作为上帝的替代品。然而，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总是处于他们所属阵营的边缘，以便不仅能看清他们身陷其中的拥挤，还能看清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这就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全心全意放弃上帝的原因，也是我没有把人道主义当作替代品加以接受的原因。因为不大喜欢，我把上帝视之为仅仅是可能存在然后可以用来崇拜的东西，而人道主义呢，不过是一种生物学观念，它没有指明什么东西，不过是指明了人类种群自身与其他任何动物群类一样都值得崇拜。这种人类膜拜及其“自由”和“平等”的仪典，总是像一种古代迷信的复活，在那种迷信之下，动物都成了上帝，或者上帝都长着动物的脑袋。
这样，不知道如何信仰上帝，也无法去信仰成群的牛马牲畜，我像所有的边缘人一样，还是对一切事物保持着有距离的态度，一般来说，这叫作“颓废”。“颓废”就是无意识的完全缺席，因为无意识是生命的重要基础，这种缺席就像心脏能够想象自己跳动的停止。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对于少数像我这样视生若梦的人来说，除了把放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把沉思当作命运，还能有什么？无视一种宗教生活的意义，也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这种意义，对抽象概念的人不能建立信念，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件事，我们所能保留的全部，作为一位灵魂拥有者的正当证明，只有对于生活的美学沉思。这样，对世界的庄严性麻木不仁，对人类的神圣和卑贱无所区别，我们把自己虚妄地交给茫然的感觉主义，再交织着享乐主义的一种精致形式，以适应我们大脑皮层的神经。
我们从科学中仅仅获得了它的核心定律，即一切事物都服从彼此对立之法，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运动，因为所有的作用都有反作用。在我们的观察之下，这一法则与古代其他更多关于事物之神圣天命的法则十分吻合。像虚弱的田径运动员放弃他们的训练，我们也放弃斗争，以真正博学者的全部周密注意，转而全神贯注于纸上的感觉。
我们无法认真对待任何事情，而且相信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我们没有被赋予任何其他的现实，我们只能在感觉中定居，在感觉中开发，就像它们是一片未被发现的伟大土地。我们勤奋的工作并不仅仅在于美学的冥思，而是为这种美学的方式和结果寻找表达，因为我们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剥夺欲望方面影响其他人的本能，改变其他人的心智。它们已经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似乎人们大声颂读它们，是一心使阅读的主观愉悦得到一种客观性的强化。
我们知道得太清楚的只是，每一件作品都注定是不完美的，一切审美的玄想，都会比我们写下的审美玄想更多一些可靠性。一切事物都是不完美的，没有落日，无论如何可爱的落日也只是落日；也没有轻柔的微风抚慰我们入眠，它无法抚慰我们进入一种静静的甜蜜的梦乡。于是，如同充满着玄想的群山或者雕像，我们把日子当作书本一样来深深思索着，所有这一切梦想，力图把梦想转化为我们近切而熟悉的东西，转化为我们太愿意写下的描写和分析。一旦写下来，它们就将成为我们能够欣赏的异生之物，就像它们刚刚风尘仆仆地抵达这里。
这不是诸如维尼一类悲观主义者的思想，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座监狱，他们在其中靠结草度日。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意味着一个人要把生活看作悲剧，采取一种夸张而且让人不舒服的态度。说实话，我们在自己生产的作品里没有置放任何价值的概念。说实话，我们生产作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我们这样做并不像囚犯靠结草来分散一下自己对命运的注意力，而是像一个小女孩绣上一个枕头套子以自娱，如此而已。
对于我来说，生活是一个小客栈，我必须呆在那里，等待着来自地狱的马车前来召唤并且择我而去。我不知道马车会在什么地方带走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够把这个客栈看成一座监狱，因为我被限定呆在那里。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场合，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其他人。不管怎么样，我不像其他人，既没有什么焦躁，也不见得十分合群。我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茫然等待的人，我离开了这些人，离开这些在客厅里窃窃私语其音嗡嗡不时传来的人。我坐在门口，用耳目吸收着门外风光的一切色彩和音响，缓缓唱起了一支模糊不定的曲子，这只是一支唱给自己的歌，是等待时的创作。
大夜将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头上，马车将要来到。我享受着微风，那是灵魂赐予我的微风，供我宁静时享用。我没有更多的疑问，眼中也没有未来。如果我留在来访者留言簿上的东西，有一天被他人读到并且给他们的旅途助兴，那就不错了。如果没有什么人读到它，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们因此而少一些扫兴，那也很好。
（１９３０．３．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