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以后，我会碰到一些事情。当这些事情照常突如其来的时候，生活将一种极度的烦闷强加给我的情感，对这一种如此剧烈的烦闷，任何疗救都于事无补。自杀看来是过于不当和过时了，即便有人假定这种办法可以确保遗忘，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烦闷渴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停止生命——这也许是可能或者不可能的——而是比这更可怕、更深重的东西，是想要从来彻底的不曾存在，而这一点当然无法做到。
我在印度人经常混沌一片的沉思中，已经捕捉到类似这种野心的某些特定情境里的暗示（这种野心甚至比空无本身更有消极性）。但是，他们要不是缺乏感觉的敏锐，来解释他们的所思，就是缺乏思想的灵动，来感受他们的感觉。事实上，我无法真正看清楚我在他们那里观察到的东西。更进一步说，我相信自己是把这种不可药救的感受及其凶险荒诞形诸文字的第一人。
我用写作来除掉这一魔影，做到这一点的力量，不仅仅来自纯粹的情感，也来自知识。没有一种真正深藏着的苦恼，不可以在讽刺性的相应书写之下得到救治。在少有的情况下，这也许就是文学的用处之一，而且可以假定，这种写作也不会有其他用途。
不幸的是，受害于知识比受害于情感要少一些痛苦，而同样不幸的是，受害于情感比身体的受害要更少一些痛苦。我说“不幸”，是因为人类的尊严自然而然地要求对立物。有关生命神秘性的苦恼之感，不会像爱情或者嫉妒或者向往那样的伤人，不会以剧烈生理恐惧的方式来窒息你，或者像愤怒或者野心那样使你变态。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痛苦可以使人心痛欲裂像真正的一种牙痛、疝痛或者（我想象的）生孩子的阵痛……
我写作就像别人在睡觉，我的整个生活就像一张等待签字的收据。在鸡棚里，公鸡注定了将要被宰杀。它居然啼唱着赞美自由的诗歌，是因为主人提供的两条栖木暂时让它占了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