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知道，如果我能够在富裕的屏护下躲避命运的寒风，如果我叔叔的道德之手没有把我引进里斯本的一个办公室，如果我没有把工作换来换去直到最后随俗高升为一个好样的助理会计、并据此得到一份午间快餐般的刚刚够我生存的工资，我会成为一类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那些不存在的过去一旦存在，我眼下就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虽然不多，但至少比起我仅仅在白日梦里的所有作品来说，比起那些给我更多舒心情境的白日梦来说，无疑要好得多。平庸是智力的一种构造，而现实，特别是当它是野蛮和粗俗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对心灵的自然填补。我感觉和思考得很多的是，作为会计的这一份工作真让我感激，它使我得以用前一种存在否定并且摆脱了后一种存在。如果我不得不填写有关早期文学影响来自何处的问卷名录，在第一条虚线上我将写下Ｃ·韦尔德，但是这份名录如果没有Ｖ先生、没有Ｍ会计、没有Ｖ出纳、没有办公室的小杂役Ａ，整个名录就不完整。在他们名字的后面，我还要用大写字母写下关键词：里斯本。
事实上，他们都像韦尔德一样重要，给我的世界观规定了正确的系数。我以为“正确系数”是一种工程师们使用的方法论（我对它的精确定义当然并无把握），适用于把握生活的数学态度。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生活对于我来说就确如所指。如果它不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它便代表了生活可能的未来，还有我在这一种蹩脚比喻中未能表达出来的意向。
当我进入以最清澈的心境，考虑我的生活究竟形如何物，我想象它如同一些鲜亮多彩的杂乱碎片——一块巧克力包装纸或者一支雪茄烟的标牌纸环——等着清场的女佣把它们从脏污的桌布上轻轻扫入清扫盘，混入现实的面包屑和面包皮当中。我的生活就显露在那些碎物里，显露在那些既有殊荣的福分、也将宿命于清扫盘的东西当中。神主们在凡间这些抽泣的、无谓的区区碎物之上继续着他们的高谈阔论。
是的，我一直富有，受到宠爱、小心照料以及打扮装饰，我从来不知道一块漂亮纸片混在面包屑中的一刻。我一直留在幸运的托盘之中——“这不是我要的，谢谢你”——然后，我被侍者托回餐柜，在那里直至陈旧和腐灭。一旦我如愿以偿地被启用，我就会被抛进垃圾箱，与那些作为基督遗留之身的面包屑一起，无法想象后来在什么样的星光之下，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后来”将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