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
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妞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
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体贴心），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
不过．贴心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该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
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熊加。这该怎么办呢？
今天是星期日，他恰恰没有希望见到该加。可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空气像凝住似的，一片暖融融的景象，于是，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一面呼吸着愈来愈浓郁的暖气，感到舒展，一面试图想像，她是怎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了。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陡然转身了。他步履疲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要是长椅上没有别的人坐着，他就会伸开腿躺在上面。
今天也是如此。他敞着病号长衫的衣襟，微微驼着个背，慢慢腾腾地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着树木。有些树已经半绿了，另一些树刚刚露青，而橡树却不见一片绿叶或嫩芽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里那里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已钻出不少青草，有的已相当高了，要不是那么嫩绿的话，简直可以被认为是去年留下的草。
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卢宾在晒太阳。舒卢宾坐在一条用窄条木板马马虎虎钉就的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像是有点儿前俯，又像是有点儿后倾，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两手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再加上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条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鲜明，他简直像一座神情忧伤的雕像。
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１２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